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将中国传统经济纳入到世界经济范围。伴随着中外贸易的进展，服务于对外贸易的洋行、买办和行栈等中间商及其制度逐渐成熟，并在中外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洋行、买办和行栈等中间商为中外经济交往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这一点为众多学者所研究和肯定。看待事物总要有两面性，中间商在推动中外经济交流的同时，也给近代中国传统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为说明中间商制度在近代中外贸易中起到的市场功能和历史作用，本文以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作为研究的主线和把手。透过华茶对外贸易盛衰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近代中外经济交往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关于华茶何以衰落？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本文结合近代华茶对外贸易的历史进程，考察了导致近代华茶对外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中间商制度。研究发现，在近代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外贸易和其他一些行业中，国家在制定规范各方交易规则方面缺乏权威性，或者说国家被排除出制定市场交易规则权威之外。同时，由于外交、财政和现代意识等能力不足，国家不能为现代经济提供必要的经济秩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总的来说，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缺失的。这种缺失为拥有市场优势的外国洋行、买办和行栈等市场中间商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主导近代中外贸易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华茶垄断世界茶叶供给市场时代，经营华茶的中外商人获得了丰厚利润。然而，19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着印度和日本等国家茶叶的迅速崛起，经营华茶所能获得利润的空间变得狭窄。为维护既有利益，拥有信息、资金、出口权和定价权等优势的洋行与拥有商业网络、销售渠道等优势的茶栈进行了激烈博弈。由于拥有买办和茶栈股东身份者的普遍存在，注定洋行与茶栈并不是利益的对立者。相反，他们通过“妥协”实现“共识”，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在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中，洋行、买办和茶栈等市场中间商，他们既是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参与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基于经济理性，他们通过业务捆绑、相通金融等途径，实现了利益共赢，从而结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近代华茶对外贸易的衰落表明，作为贸易制度构建者的洋行、买办和茶栈并不关心他们制定的市场制度和规则对茶叶生产和制作有利与否，只关心他们自身利益的分配。他们往往采取克扣磅秤、收取不合理收费等短视行为，以维护既有利益和实现新利益。他们不能为近代中国茶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正向激励机制，相反，却助推了华茶产制者逆向选择的盛行——掺假作伪和投机普遍，从而致使华茶质量低劣，市场价格高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衰落下去。笔者针对中间商及其制度的分析，有别于以往学者将华茶衰落之责任单纯归咎于外国洋行，或者中国传统中间商一方。单纯将责任归咎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历史过程和市场逻辑支撑笔者这种观点，即作为利益共同体主要参与者洋行、买办和茶栈主导构建的华茶对外贸易制度是华茶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运用计量实证的方法，检验了这一结论，结果获得史料和经验证据的支撑。　　本文考察华茶贸易制度构建过程、内涵及其影响之后，接着考察了近代华茶贸易中的金融关系。研究发现，外国银行、洋行和茶栈是茶叶贸易中资金融通的决定者和放贷主体。由于保障城市和农村资金流动性安全的信用制度，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而构建不起来，城市金融机构向内地乡村放款得不到安全保障。为此，城市金融机构更多借助于拥有广泛商业网络的茶栈向内地茶号放款。为保障放款安全，茶业公会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外国银行、洋行和茶栈主导构建的金融制度由于近代中国政府无力、既有利益者阻碍、现有金融制度局限和近代中国产权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得不到变迁。这种金融制度适应不了近代对外贸易发展的需求，制约了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　　在近代华茶对外贸易过程中，掺假作伪持续而普遍存在。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茶农和茶商的愚昧和现代竞争意识不足使然，虽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掺假作伪普遍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府监管不力，而中间商制度又进一步加剧了掺假作伪行为。在该制度下，洋行极力操纵市场价格，茶栈通过放款控制预售茶叶的规模、价格和品质，导致掺假作伪盛行。在这样的机制下，作为受成本制约的茶号，生产最优品质的茶叶并不是最有利的。相反，一定程度上的低劣茶叶对其却是最为有利的。笔者构建了一模型对这种机制予以了刻画。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府监管能力不足，导致对洋行、买办和茶栈等中间商和内地茶商的监管可谓是“管不着”和“管不住”，致使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中的掺假作伪长期盛行。　　文章最后一章讨论了近代中国政府和华茶对外贸易的关系。鉴于茶叶税厘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近代中国政府，尤其晚清和北洋政府对茶业的态度，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无所作为，相反，至少在意愿上，还是支持茶业发展的。我们从近代中国政府，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具体行动中，可见一斑。但限于财政、干预经济和现代意识等能力的不足，晚清和北洋政府无力挽救华茶的衰落。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国家政权对近代茶业进行了改革，但是它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为茶业发展提供一个良性制度结构，而是在统制经济思维下，将茶业整个行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由于自身腐败，茶业整个行业的几乎所有的利润被“官僚资本”所独占，私人经济受到完全抑制，造成整个茶业利益分配再次失衡。国民政府再次将中国茶业发展纳入一个只有利于制度构建者而不利于茶业发展的负向激励制度路径上。近代中国社会再次错过挽救衰落茶业的机会。　　通过对近代华茶贸易制度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当政府或社会无力或不对行业运行进行必要的监管时，拥有市场强势地位的参与者会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而不一定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市场制度。这种历史经验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改革提供借鉴:要谋求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打破既得利益者所主导构建的市场制度，需要对其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制约与监管。应该构建有利于行业整体参与者利益分配，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少数参与者利益分配的正向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