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是以外交体制的演进为先导，以追求国家主权平等、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树立国家外交新形象为路径，以融入国际大家庭为旨归。　　1840年到1860年，这是近代中国外交的蒙昧时期。以外交冲突为表象的中西冲突在19世纪中叶演变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在尽力维持原有的以中国为核心的远东国际秩序的同时，屈辱地接受西方列强强加到自己头上的不平等。这引发了近代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改变:一方面，朝贡体制虽然因属国遭到列强的欺凌而受到威胁，但是朝贡、册封等还在低调维持着;广州一口通商体制变为钦差大臣兼管的五口通商体制——作为广州一口通商管理体制的延续，五口通商体制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涵，这种改变是被迫的，但是，却符合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昧于对外部全新世界的了解，在中西交涉中，清政府将事关国家主权的诸多权益拱手送予列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屈服了。但是，她也得到了教训，“除非以武力作后盾，外交是不足恃的”。清政府的这种觉悟，促发了以发展国防工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为近代中国外交提供国家实力支持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国家权利的争夺与维护。以洋务运动为背景的从1861年到1900年的中国外交，在外交体制方面，传统的对待朝贡国家的外交体制消亡;最初为专对“互市之国”交涉而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列强侵扰朝贡国，介入了与列强关于朝贡国问题的交涉。以往分别运作的双轨外交体制，出现了合一趋势。在对外交涉中，清政府为了维护朝贡关系，不惜与侵扰朝贡关系的国家一战。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的最终屈服，宣告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最终瓦解，近代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关系体系中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外务部的成立为肇始，近代中国外交转型进入一个重要阶段。皇帝外交最高权力的逐步被削弱、中央专职外交机构的建立及其外交权力的延展、外交官的养成制度初步架构、等等，标志着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初现雏形。清政府遵循国际惯例进行的中外关于商约和边疆领土主权的交涉以及自开商埠等举措，都蕴含着对国家主权与权利的维护与回争;保护华侨、建立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主持参加国际博览会都是清政府主动走向世界的选择，也是其外交由消极到积极转变的表现。民族意识觉醒后的中国民众对丧失的权利的追索，更成为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巨大推动力。近代中国外交转型全面推进。　　以中华民国最高外交权力分权制衡机制的确立、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作为中华民国外交中枢的外交运作模式的架构完成、一整套的以追求高素质的外交官、领事官为中心的外交人员的养成制度的形成等为标志，近代中国共和体制下的外交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争取国际承认为起点，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中国实现了外交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赋予的现代国家的权利，以废除、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的权利为主导，中国全面进入国际社会，开始树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新形象。近代中国外交转型基本完成。　　近代中国外交转型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夷夏”观念的转变，打破了“夷夏之防”，这是中国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并进而接受西方外交制度，造成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思想背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推动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强大动力，外交官员的努力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坚实基础，列强对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压力则具有双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