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中国学术也在整个社会的转型中不断的裂变和融合,这种震荡的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三、四十年代,在社会转型、民族存亡和政局动荡的多重压力下,齐鲁大学国学所如何因应学风的转变,学人的研究取向有何变化,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即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以两个互动的角度来建构国学所的学术历程:一方面将外部环境纳入到考察视野,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与风气变迁过程中,理解国学所的风格变化和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在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中,深入探讨学人的研究对象、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与机构和学风的微妙关系。总之,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宏观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希望能整体把握转型时代的国学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以时间为线索,利用现存的资料,重构国学所在建立、发展和结束时期的不同样貌。尽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线描述,既考察学风流转及对国学所的影响,又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反观一个机构如何因应学风的变化。上编包括一、二、三章。第一章"机构与学风:国学所的创办及早期发展(1930-1938)"。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风靡全国,国学机构纷纷建立,在此运动影响下,古史辨运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皆脱胎于此,它们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现代学科体系初现端倪的同时,国学研究成为热潮。齐鲁大学作为一个小型的教会大学,欲增加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希望通过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深化它的本土化、学术化进程,遂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国学研究所。国学所草创之初,栾调甫担任主任,积极的聘任研究员,加大对国学研究的投入,鼓励师生进行国学研究方面的探索。但是,囿于研究方法和人员结构的保守,国学所没能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充分对话,研究成果略显平淡。但是,国学所却因此成为一支整理国故运动余波中的后劲力量。第二章"战时学术:顾颉刚对国学所的’史学化’改造(1939-1945)"。抗战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因应时势变化,学人重新聚集,学术风气随之改变,由"求真"转而"致用",很多新的学术问题被发现,很多旧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绩与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顾颉刚在此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主任,面对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积极对国学所进行改造谋划,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在其周围,依托哈燕社的资助,使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一个学术重镇。他立志做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进而动员全所的力量标点二十四史,作为通史材料上的准备。他也一度努力把国学研究纳入到现代的学科体系,欲将国学所改造成"文科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齐鲁大学,未能系统地实现宏愿,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有担当的学人,在国难之际所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在顾颉刚的规划和运作下,齐鲁大学国学所由创建之初的边缘地位上升为战时学术的中心所在。第三章"变中前行:国学所的末路与新生(1946-1952)"。经过抗战时期的酝酿调整,唯物史观派和新汉学的地位翻转,已成大势所趋。因为时局动荡及哈燕社的限制,钱穆、吴金鼎时期国学所在不断的调整,人员流动比较大,除继续出版抗战时期胡厚宣的学术成果外,未见新的研究展开。建国后,作为主任的张维华,虽积极适应新的学术范式,也试图重振国学所的声望,但是随着张维华等人被调到山东大学,紧接着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被全部撤销,齐鲁大学国学所也就不复存在了。下编是以国学所中个别学者的学术历程和观念发展为中心,采取个案研究,包括四、五、六、七、八章。将学人及其学术研究放进时代的脉络中,这些学人既受学风的影响,又受机构体制的约束。国学所因制定的研究计划推进困难,所以给学者很多自主研究的空间,然后将成果汇总报告给哈燕社。看似散漫、没有形成系统的个体研究,反而是历史的实相,至少是合乎国学所的历史现实。第四章"’贯通学思两途’:栾调甫与国学研究"。栾调甫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特殊的学者,他主要的学术活动都集中于国学所并担任国学所的创始主任。他一生以国学研究为志业,在墨学、名学、文字学及贾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栾调甫虽自学成才,却能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大家论学交往,并"预流"近代墨学研究的大潮。他在矫正主流墨学研究之偏的基础上,提出"坚白离盈二宗"说,为墨辩思想开出新境界,被学界所重。他组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因地缘关系,对"齐鲁文化"较为同情,在近代国学研究的版图中,为山东争得一席之地。本章即试图整理栾调甫的生平与著述,通过对其学术成果及治学方法的研究,来了解近代学术史上不容遗落的一页。第五章"’理学救国’:齐鲁大学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经世情怀的驱使下,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为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开启文化学研究的滥觞,对其后学术影响甚巨,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观其会通’:吕思勉与国学所的’孤岛’学术"。吕思勉属于传统派的史学家,其通贯的治学旨趣,在抗战之前与主流学风有相当的差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吕思勉困居上海,因为顾颉刚意图在编撰通史上有所作为,而被国学所聘任为研究员。以吕思勉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同在"孤岛"的学人群体,在出版《古史辨》第七册、编辑《齐鲁学报》及国学所专著汇编等方面成果显著。吕思勉本人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并且为国学所编写和出版《先秦史》、《秦汉史》等著作,形成自己"通贯的断代史"研究风格,奠定了特殊时期的学术地位。第七章"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抗战时期,胡厚宣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员长达七年,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是其学术历程中的巅峰时刻,亦可视为史语所开创的"新汉学"风气的收获之作。他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为"考古",因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结缘,并积极实践"史料学派"的作史主张。在经历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的学风流转中,寻求回应。胡厚宣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处理诸多学术争议问题,重建上古史体系,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第八章"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古史辨派以’神话’重建古史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出现后,以传统经学为主导的古史体系崩溃。如何重建古史体系,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内的各派学人面临的大问题。面对"层累造成说"带来的诸多学术问题,学界多求助于考古学和民俗学两种途径。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学风随时局而变,原先治学路径上的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俱告停滞,以通过分析古代神话求古史之解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进路。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础上,杨宽批判地吸收"层累造成说",并以古史多元论为理论前提,进而重新利用神话和传说材料,以图解决古史辨运动遗留的古史问题,成为重建古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总而言之,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学术历程是一段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缩影。本文通过勾勒学风、学术机构及学人在互动中错综复杂的样貌,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