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评价现象是学术书评语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语言学家着重从跨学科变异、跨语言变异、历时变异以及跨语类变异等视角对学术书评中显性的负面评价及其缓和策略进行了研究。但是,对英汉语言学书评(以下简称英汉书评)中负面评价的对比语义分析既不系统也不深入,亟需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语境分层模型为理论基础,以评价系统为主要框架,旨在发展基于语料库的负面评价对比分析和标注系统,以期对英汉书评中的负面评价进行全面、系统的对比性功能描述,发现英汉异同,并探讨其语境动因。具体来说,共有四个研究问题：(a)英汉书评中的负面态度有何异同?(b)英汉书评中负面态度的级差有何异同?(c)英汉书评中负面态度的介入有何异同?(d)英汉书评中负面评价异同的语境动因是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首先简要回顾了评价系统,着重对其三个子系统进行了考量,建立了适合类型学分析的标注系统。其次,探讨了评价系统分析中的问题、原则和路径。再次,建立了语类阶段、语类结构变体和书评类型的标注系统,从而促成对比评价分析和对比语境分析。本研究自建英汉书评类比语料库,内含英汉书评各70篇,在所评书籍方面一一对应。这些书评分别选自主要英语国家和中国大陆出版的重要语言学期刊,涵盖了语言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英语子库(ELBRC)库容为98,139个单词,汉语子库(CLBRC)库容为238,556个汉字。经整理后的语料导入到UAM CorpusTool(UAM)中。本研究的分析程序主要分为三个步骤：(a)语料库标注,其中包括纸质版标注、UAM标注和检查三个环节；(b)对比评价分析,其中涵盖对比统计、负面评价的体现资源和负面评价的阶段分布；(c)对比语境分析,在语域、语类和意识形态等层面上展开。下面以研究问题为主线,英汉书评的异同为重点来阐述主要的研究发现。负面态度涉及态度隐显类别和态度类别。前者逐级细分为铭刻、激发、旗示和致使,态度类别中分别引入了情感者、判断对象和鉴赏对象。英汉书评中负面态度的比率高达2：1。两种语言在态度隐显类别方面非常相似,铭刻占比均达64%,但在态度类型方面差异显著。负面情感仅在英语书评中出现20例,情感者多为书评者,凸显了英语书评的情感性。负面判断主要通过对非态度性过程进行否定来引发。汉语书评中判断对象皆为书籍作者,但英语书评中有5处书评者的自我判断。负面鉴赏主导整个态度系统,五个特征均可区分为更加细致的语义群组,但相关词汇语法资源的频次都不高。鉴赏对象类别中具体内容的比例最高。另外,两种语言中负面态度的跨阶段分布差异显著。英语书评中负面态度出现在所有四个阶段中,但汉语书评中负面态度从未出现在引言阶段。级差的对比分析涉及四个子系统。其中级差升降是指态度值的升高或降低,级差功能是指显性态度的分级或隐性态度的引发,级差模式包括分离、重复、比较和极度,级差类型分为语力和语焦。英汉书评中级差比率高达2.2：1。两种语言在级差升降和级差类型方面差异显著,但在级差功能和级差模式方面非常相似。具体来说,英语书评中升高级差显著多于降低级差,但汉语书评中恰好相反。汉语书评中语力占比显著更高。两种语言中显性态度分级资源均逾70%,分离级差均超80%。在更精密层级中,本研究对语力和语焦的子系统和特征从级差升降、级差功能和级差模式三个维度进行了细致描述。体现级差的词汇语法资源很多,但高频者很少。最后,级差的阶段分布亦呈现出显著的英汉差异。英语书评中的分布形状与负面态度稍有不同。汉语书评中级差同样不出现在引言阶段。介入的对比分析主要从对话视角探讨负面态度的协商环境。分析表明,英汉书评中负面态度的介入资源比率高达2.1：1。在介入类型方面,英汉书评非常相似。杂言占比均超90%。但在杂言类型方面,英汉书评差异显著,对话收缩在汉语书评中的比例显著更高。在扩展方面,接纳在英汉语书评中均处主导地位,接纳的体现资源多样,部分资源频次高。归属的两个特征频次很低。在收缩方面,否认在英汉书评中均占主导地位,其中反对和否定表现出显著的英汉差异。反对数量超过否定,尤以英语为甚。在两种语言中,否定和反对的体现资源类别不多,但频次很高。收缩的另一个子系统公告含有三个特征。其中同意和宣告表现出显著的英汉差异,而背书表现出相似性。最后,介入的阶段分布与负面态度非常接近。负面评价的跨语言差异可以通过对比语境分析得到阐释。首先,在语域层面,语场和语式在英汉书评非常相似,但是语旨的跨语言差异显著。这些差异必然对负面评价的类别及频次都产生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其次,英汉书评在语类阶段和语类结构变体方面相似,但在书评类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英汉书评作为一种分阶段、交际目标明确的社会化过程,其语类结构可以使用四个阶段的模式来描述,即引言阶段(IS)、概述阶段(DS)、评价阶段(ES)和结论阶段(CS)。其中前三项是必选成分,最后一项是可选成分。英汉书评共享同一个语类结构潜势Ⅰ^<E>^D^E^(C)。四个阶段的不同配置共形成七种语类结构变体。其中主要变体三种,即IDEC,IDE和IDC,合计占比逾九成。汉语中批评性书评占比60%,而英语书评中占比达83%。这一显著差异与负面评价的跨语言差异存在很大相关性。最后,意识形态可分析为价值系统和社会实践。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系统与负面评价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负面评价建构话语社区的价值系统,前者的跨语言差异必然投射在后者之上。反之,正是价值系统的差异导致了负面评价的差异。另一方面,价值系统可以帮助表达和识别负面评价。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实践直接影响着负面评价的使用。英美学术话语社区对批评性或负面书评甚至持鼓励和欢迎的态度。部分期刊的投稿指南等信息中对此亦有明确的说明。而汉语语言学期刊中对书评大多语焉不详,更不要说批评性或负面书评了。这也是造成负面评价跨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基于评价系统,设计了适用于英汉书评语篇中负面评价对比分析的标注系统。其中评价标注系统中引入了新的变量,如情感者和评价对象。其次,基于自建类比语料库,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英汉书评语篇中的负面评价意义,在分析的精密阶上向前推进一步,特别是在负面鉴赏方面。分析揭示了英汉书评负面评价的异同,并在语境层面提供了解释。这对于学术话语的写作和发表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对于我国语言学期刊的发展与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再次,所提出的分析程序逐步展开,步步深入,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评价分析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