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这一巨大的生产力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由此产生。如今,信息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信息的重要载体是数据,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传递需求,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人们开展各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场域。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本文将对互联网平台中最为基础的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的剩余价值来源进行研究。国内外学者对社交媒体平台剩余价值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理论路径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受众商品”理论路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理论路径,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在信息时代的适用性,建立了新的劳动理论、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受众商品”理论路径,从探寻社交媒体平台生产出了何种商品出发,来研究社交媒体平台的剩余价值。虽然这两种理论路径有所差异,但都将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活动,当作是一种为平台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在信息时代的适用性,并创立了“非物质劳动”理论、以及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笔者指出:（1）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是不成立的,这体现了他们对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误读。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不仅局限于能够生产出物质产品的劳动,“劳动时间可测量”也并非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成立条件。（2）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中,“非物质劳动”创造出的“价值”,更多的指向政治价值,而非商品价值。资本对这种价值的占有,是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占有,而非经济意义上的占有。（3）不论是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还是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因过度迎合其总体理论思路的主体政治建构需求、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而缺乏历史客观性。（4）因此,本文对社交媒体平台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不应遵循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理论路径,而应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性,但他们却存在对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误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奠基人史麦兹提出“受众商品”理论,认为大众媒体生产出了一种“受众商品”,并将其出售给广告商而获得剩余价值。之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沿史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对大众媒体的剩余价值来源进行研究。不同学者对大众媒体生产出的“受众商品”的不同界定,导致他们对大众媒体剩余价值来源的判断有所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当前重要的新媒体形式,受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广泛关注。福克斯将史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发展为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互联网产销者商品”或“数据商品”。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生产出了“数据商品”,平台无偿占有这一商品并将其出售给广告商而获得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源自平台用户的无酬劳动。笔者指出:（1）“数据商品”的真正生产者,是平台雇佣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的数据工程师等相关劳动者,而非平台用户。福克斯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剩余价值来源于其用户无酬劳动的观点,并不正确。（2）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受众商品”理论本身存在一种“受众商品——受众劳动”的逻辑循环,导致这一理论缺乏历史客观性。（3）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也未能正确认识社交媒体平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抖音平台为例,对社交媒体平台剩余价值来源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用户可以分为两个类别:普通用户和达人用户。普通用户为了休闲娱乐而进行的活动并非是一种劳动,而达人用户为了获得收益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为平台创造或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2）社交媒体平台的利润或剩余价值,主要是以广告收入形式获得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实质,是一部分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转移,它来自平台的外部。这里,是平台雇佣工人在无酬劳动时间内帮助平台实现了这部分剩余价值。通常,平台会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方法来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3）社交媒体平台还通过抽取达人变现收入的方式来获得剩余价值,包括对达人广告收入、电商带货收入和直播打赏收入的抽成。其中,通过对达人广告收入和电商带货收入的抽成而获得的剩余价值,来自平台外部,是一部分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转移;对达人直播打赏收入的抽成,是由平台中达人的无酬劳动创造的,它来自平台内部。平台通常采用延长达人用户的劳动时间、吸引越来越多的达人进行变现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算法成为平台资本的工具,平台中的达人用户还会受到算法的规制和压迫。最后,笔者根据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1）保护平台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互联网平台企业“996”工作制度加以规制,为平台中的零工劳动者提供基本保障。（2）既要保护平台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平台资本的合法权益。为平台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平台企业的创新活力。（3）保护平台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畅通的消费者投诉渠道和高效的平台治理机制,对平台侵犯用户隐私、“大数据杀熟”等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