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取宏观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力图对1942至1945年的上海新市民小说作一整体性论述,不但从宏观上厘清新市民小说的历史根源、现实根基、文化背景、审美旨趣、创作体验和内在思想,并从不同的代表作家作品中挖掘它所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小说世界。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主要从总体上来论述新市民小说产生的现实基础、历史渊源,以及它的内在思想和美学旨趣;下篇为“作家作品论”,主要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考察新市民小说的种种特性。在上篇中,将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分析新市民小说诞生的现实根基和文化背景,考量新市民小说的产生与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现代都市文化之关系。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市民小说之所以诞生在上海,是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背景密不可分的。上海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但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形态,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更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文化。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从最为基本的物质形态、市场需求、文化精神等方面为新市民小说的诞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第二部分(第三章),对新市民小说历史渊源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追问,寻找出它与古代市民小说之间内在的关联与异同。只有发现它与古代市井小说中或多或少的承接关系,对于古代市井小说的融合、吸纳与变化,方才能真正理解新市民小说真正作为“新”的本质所在。第三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新市民小说的艺术特征、审美意趣和内在思想。市民小说在经过了20世纪20、30年代新旧文艺各自进取、不断借鉴、互取所长的过程后,终于将新/旧、雅/俗文学的隔阂打破,因40年代上海沦陷这个特定的机缘而诞生了今天研究者所说的新市民小说,并迎来了它的创作高峰——在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趣上,它融合“新/旧”,跨越“雅/俗”,较完美地融合新、旧文艺的所长,将中、西小说中的技巧融为一炉;在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上,它不但传承着中国宋代以来的市井趣味,更有着大都会中现代市民的精神气质;在内在思想上,它以现代市民哲学为其精神根基,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意识为出发点,着力反映现代都市的世间万象。同时对于新市民小说来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因上海的沦陷,新市民小说家们被迫远离抗日救亡这一时代的中心主题,将眼光转向了贴近广大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中,寻找值得言说的趣味和意义,才深深地挖掘出了“普遍的人的精神内在”这一主题,才得以完成深入探究作为主体的人内心世界真实一面的努力,也才得以拿掉了20、30年代因为新感觉派等人夸饰的描述而掩盖在都市上空的浮躁一面。这种对“人”的个体生存、欲望和幸福的重视,使得他们的作品中相对20、30年代的海派作家而言,显示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内心世界。新市民小说作家对浮华散尽后的现代都市和日常生活的“再发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充分的伸张和体现。不过,市民哲学对于个体价值和生存体验的极端重视,导致了新市民小说常常仅止于现实问题和实际利益的品味,妨碍了它获取更为广阔和深厚的人生思索和体验。这是新市民小说的一大缺点。在本文的下篇中,将集中考察新市民小说中的代表人物,如张爱玲、苏青、潘柳黛、予且、周天籁、丁谛、周楞伽、谭惟翰及“东吴系”女作家群等。这些作家虽然都被涵盖在“新市民小说作家群”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之下,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如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接纳与叛离、苏青的爽快与泼辣、潘柳黛对女性隐秘世界的大胆揭示、予且对家庭生活的津津乐道、周天籁对欲望都市中人性的留恋、丁谛和周楞伽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批判、“东吴系”女作家群对人生理想的追寻,等等。本文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分别对这些作家进行尽可能的客观评价以及研讨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在下篇的写作中,主要通过搜集、查询当时的重要文学期刊,从这一作家群体的写作现况出发进行研究;文本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杂志》、《文友》、《大众》、《万象》、《天地》等沦陷区的重要文学刊物上。这些刊物虽然不能收全这一作家群体的所有作品,不过也大致能窥豹于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