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同西方的先锋派一样，都是现代性的产物。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的全面发展，新科技新事物不断的衍生，新旧更替不断加速，人们对新事物的崇拜到达前所未有的境况，这就意味着革命、挑战、否定、批判成为了历史必然。波德莱尔预示了现代美学上的革命，马克思则预示了现代政治上的革命。恩格斯也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是继承于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并且是更进一步的发展。先锋派中的达达主义就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否定一切既存价值和艺术标准为宗旨，并高呼“打倒资产阶级知识艺术”。但是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先锋派却遭到共产主义阵营的否定，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义对先锋派进行声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在意识形态和形式语言上与现代主义艺术格格不入，将两者作比较时，常被认为是落后的，是根本对立的，这是一种偏见。他们的诞生时间、发展脉络、理论依据都非常相似。让·克莱尔评价先锋派是“迅速过时”，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未生已死”，他认为西方创作的平庸化与苏联积极推行平庸化是没有区别的。　　而本文所研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专指1942至1976年间的中国美术，探讨其现代性特征。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首先体现在由“祛魅化”带来的“人类主义”，其后是社会进化论与文化进化论，以历史发展一维性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式，伴随的是乐观主义精神，人们崇拜理性与科学，将宗教斥为迷信，渴望并坚信通过实践终能创造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乌托邦代宗教），这就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在实践方式上就是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打破传统，创建新格局。　　只要是现代性产物就必定要彻底反传统，这是现代性包含的一个典型特征：反复地创新和革命就是否定前者并且在未来自我否定。所以我们不可以简单的全盘否定。审美现代性是诞生于启蒙现代性的，但是同时又对启蒙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反思性，以审美现代性为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区别何在，为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先锋派都来自启蒙运动，却走向了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　　本文首先要阐述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启蒙现代性，但不同于西方的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在毛泽东时期是缺失的。那么审美现代性的缺失的原因是什么，缺失之后对中国美术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本论文将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