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湿病源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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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外感热病学中,存在着两个旗帜鲜明的学派: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两派之间的争论,经久不衰。伤寒派某些人对温病学说大为不满,认为温病派标新立异、离经叛道,责难他们治病“轻描淡写、不负责任”,甚至说他们制造疾病,并且将他们诅咒为“牛鬼蛇神”;温病派有些人也对伤寒派持否定态度,认为伤寒派墨守成规、拘泥古方是“教条主义者”,说“江南无真伤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等等。   近年来,伤寒与温病之争相对而言不再那么激烈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渐渐趋于和谐,甚至有人认为“六经、三焦只是说法不同,实际是一样的”,“善治伤寒者必善治温病,善治温病者必善治伤寒”,欲将二者等同看待。   伤寒与温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确实令人感到困惑。本文根据大量翔实的资料,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伤寒与温病的学术渊源及其流变,详辨其异同,并在病因、病机、辨证体系、理法方药等方面加以详细阐述。试图对伤寒与温病以及二者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秦汉时期,《内经》以伤寒为一切外感热病的病因,《难经》提出“伤寒有五”之说,张仲景《伤寒论》更是为广义伤寒而设,此期广义伤寒作为外感热病的统称,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晋唐时期,寒温之争开始初露端倪,陈延之《小品方》首先打破了广义伤寒对外感热病的垄断,不再以伤寒为总名,强调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对于热邪病因格外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宋金元时期,很多医家感受到了外感热病的变化,认为伤寒学说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时医疗的需要,于是纷纷开始对伤寒的理法方药进行改良,韩祗和率先提出了辛凉解表,庞安时等人则在仲景方中加入寒凉药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在此期间,温病的概念也发生了演变,朱肱首次提出温病有恶寒表证,郭雍认为春季所发皆为温病。到了明代,伤寒学说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王安道提出仲景之法与方专为即病之伤寒设,将《伤寒论》的应用范围限制冬季,反对以仲景方治疗春夏温热病,从此伤寒学说开始大大的退缩,代之而兴的是各种外感诸病,张凤逵重视暑气,认为暑气之毒甚于寒;吴又可重视瘟疫,提出瘟疫之为病,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而广义温病正在酝酿之中。至清代叶天士创卫气营血理论,将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等四时温热病,都归为广义温病;吴鞠通创立温病三焦辨治纲领,提出“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瘟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的“温病有九”之说。至此时,温病学在因证脉治和理法方药方面已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形成。   通过对伤寒、温病源流的探析,可以看出,温病学确实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伤寒学说有补充,有丰富,但它不能完全取代伤寒学说。而《伤寒论》固是为广义伤寒而设,其虽然已经确立了对温热病治疗的理法方药,但仍不全面,有其不足之处。   伤寒、温病在证候上的差异是由内因人体的体质因素与外因外邪性质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感热病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各有各的优点与长处,也各有各的缺点与不足,它们偏重于治疗不同性质的疾病伤寒与温病,而伤寒与温病共同组成外感热病。因此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二者不可偏废,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弥补各自的缺点与不足,发扬各自的优点与长处,更好的为外感热病的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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