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动物,在社会生活中如何使人成为理性的人,使社会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也就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哈贝马斯对理性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他通过对人类已有理性成果的批判、借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性观,并不断运用于实践,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古希腊哲学属于本体论哲学,它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问题,从这种认识、把握整个世界的始基、本原或共相中,产生了最早的理性观念。但是,从总体上看,古代理性是一种整体理性,它追求的是一种合理的有序的秩序,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万事万物划分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也表明人通过对世界本原的探索,从而确证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西方近代哲学属于认识论哲学,哲学所关注的重点转向了认识论问题。人是如何获得知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如何可能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开始进入哲学家的视野。人在认识世界或对象的过程中,把自我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由此推动了主体独立性的发展。但是近代哲学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之上的,这种思维方式把客体看作是主体之外的他者,主体是抽象的、具有理性认识能力的人,理性则成我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和桥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主体的权威地位,它也集中体现了近代理性是一种主体理性,是主体人的一种理性认识能力。由于语言学的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是语言哲学。同时理性自身的发展也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于是怀有理性梦想的人们纷纷对理性进行改造和重建,因而现代理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重建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正是属于这种重建理性中一种典型代表。哈贝马斯虽然也批判理性,但他并不是要否定理性、摧毁理性,而是为了重建理性。他通过早期的理论探索,把理性置于公共领域的基础之上,并阐释了理性的解放兴趣；通过分析交往的前提性条件和有效性要求,构建了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理性观。不同于古代的整体理性和近代的主体理性,交往理性是主体间性的,它是一种交融性的理性,也是一种包容性的理性。哈贝马斯构建了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理性观后,不断把这一思想运用于理论和实践。他首先从“重建论”的维度,用交往理性思想对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性进行了重建。由于批判理论依然坚持意识哲学范式,这必然导致它的失败,因而必须实现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并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这样才能使批判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思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的重建,表明他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现代性问题上,他通过把现代性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从而为现代性寻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其次,他从话语理论的维度,分析了交往理性在话语民主、民族话语和超验话语中的作用。立足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他的程序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结合物。哈贝马斯认为,走向后民族国家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他主张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和宗教可以积极对话,交往理性并不排斥宗教,而是与宗教相互包容。哈贝马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世的希望,提供了一种在今天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存在的理由及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