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是盛世表象中隐含着浓重的末世悲音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及其文化，曹雪芹既饱含着一股缠绵纠结的留恋和遗恨，又宣泄了一腔悲愤填膺的痛斥与批驳，在其沉潜克刚的人文情蕴和五味俱尝的人生经验之上，作者滴泪成墨，砚字成血，以精处细入毫末、大处咽风吞浪、血泪与笑语掺杂、犀利与柔韧兼备的笔锋，将人间种种不堪及自己的一生孤愤委婉地慢慢铺开，从雕梁画栋、脂浓粉香的富贵之乡，到荒冢白骨、衰草枯杨的沧桑巨变；从离合悲欢、人情冷暖的末世奸险，到天不可补、人不可济的生存困境，无一处不渗透着作者对这段人格扭曲、前途迷惘的社会人生痛定思痛后的无畏的剖示和冷静的反思。从感性学的角度看去，长期以来，红学研究的力度明显倾向于审美的一端，而事实上，这部蕴含着深度的终极人文关怀精神的泱泱巨著，它在整体的艺术风格上分明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具有压倒性趋势的审丑魄力，它在审丑艺术方面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堪为中国乃至世界感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但这一事实一直以来却被众多相关学者所忽略、甚至是刻意回避。对于这部海纳百川的伟著从审丑角度下的研究，至今仍是些零敲碎打的尝试，相对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则始终处于一种死水微澜式的沉寂状态。但这种沉寂并不代表中国的丑文艺果真如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不能在人类感性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不能说明这种沉寂是以曹雪芹为代表的中国前期文人的确缺乏艺术理想而导致的后果。本文的初衷便正是以《红楼梦》这部“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泣血之作为铁证，展现国内文艺曾被感性学界一再忽视的具有强烈本土气息的审丑元素及其独步当世的深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