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这个词并非中国创造的,而是欧洲的舶来品。中国人从道听耳食地知道社会主义,到断章取义地介绍社会主义,再到全面系统地探索社会主义,经过了相当长的岁月。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较少。本文以史料为依据,以中外研究成果为依托,着重分析了从1871年张德彝记叙目睹的巴黎公社革命到1910年《新世纪》报停刊,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探究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有助于辨明不同时期各色人等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曲解和偏见,最终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把握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渊源,最终如何从社会主义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以“借洋助剿”开场虽然令人诟病,但其“中体西用”的理念却打通了引进西学的渠道,主动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以译西书为第一要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1)这一时期创建了一批官办、民办的工厂,创设的近代的学校、医院、报馆等,都是西学在国内实践的证明,但中国的现代工业还处在萌芽的状态。同时,洋务运动为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打开了一扇窗,让中国少数人开始知道还有巴黎公社、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但洋务派西学的程度毕竟是有限的,其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19世纪末,甲午战争惨败,中华民族岌岌可危。这一世变,让诸多爱国志士痛心疾首,在危难中觉醒,在觉醒中自强,走上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建立君主立宪为目的,奏响了探索社会主义的前奏。虽“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并不会因清剿而戛然而止。这一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有所改变,“清政府及中国社会羡慕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就,对日本的态度,遂由鄙视逐渐转为崇拜,以后晚晴的任何政治变革,莫不以日本为学习的对象,尤其是以明治维新为蓝本”(1)。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人赴日留学的热潮,留日学生翻译和撰述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的著作,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08年之后,由于《天义报》停刊,《民报》被日本当局查封,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在当时走向低谷。文章主要有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国内外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三条主要路径,分别为清政府派赴欧洲的外交人员,在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留日学生,其中留日学生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三部分着重记叙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三大主体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探索和传播。第四部分从传播学的角度归纳了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