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因其曲折独特经历以及特殊历史贡献,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拓跋鲜卑是原居东北地区的渔采狩猎民族,历经两次大的民族迁徙“始居匈奴故地”,其后逐渐内入中原,因其所建北魏政权是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并站稳脚跟的少数民族政权,成为北方百余年民族战乱的结束者和内入中原诸民族的整合者,并承担起北方农区恢复重建的任务,因此历来备受学者关注。本研究主要内容通过以下几个重要时段展开:第一,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及第一次迁徙。早期的拓跋鲜卑在大兴安岭北段地区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活,随着人口增殖、匈奴退出草原等原因,拓跋鲜卑具备了迁徙的内外条件。在首领推寅带领下,拓跋鲜卑“南迁大泽(今内蒙古呼伦湖)”,至此,拓跋鲜卑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其生产方式发生了第一次转换,由原先的采集狩猎转向畜牧狩猎。第二,拓跋鲜卑迁居匈奴故地后生业形态的逐渐变化。由于“大泽”区域“昏冥沮洳”,地理、气候条件并不能满足拓跋鲜卑的进一步发展,拓跋鲜卑进行了第二次民族迁徙。二次迁徙到达匈奴故地后,拓跋鲜卑与中原直接毗邻,“不交南夏”的局面被打破,中原农业劳动力和生产技术输入拓跋鲜卑。漫长时间的农业濡染和所控制农区的扩大,使得拓跋鲜卑在生产方式上渐渐转向农牧兼营。第三,北魏建国后,迁都平城。北魏诸帝征伐不息,所控制农区不断扩大,农区畜力不足的制约也得到缓解,农业化进程加速。从迁都平城到北魏灭亡,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节点,这一百多年年的时间可分为两个时代,前期为平城时代,后期为洛阳时代。平城时代北魏统一北方,北方农区进入到整体恢复发展阶段。在前期“离散部落”、“计口授田”的基础上,北魏诸帝愈发重农并大力劝农。统一的政权和统治者的持续经营,久经战乱的北方农区由破坏破碎走向恢复整合,北魏政权所依靠的的经济基础也更加倚重于农业。公元485年,均田制颁布。均田制将土地与农民结合起来,农民虽不能按均田令里的规定足额获得土地,但仍是减轻了一定负担,对于恢复黄河流域自魏晋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均田制关于奴婢受田的规定,进一步推动拓跋鲜卑贵族向农业经济形态转变。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鲜卑直接进入农耕民族中心地带,南迁之拓跋鲜卑彻底完成了农业化。同时,孝文迁洛,“既把鲜卑高门、强族(八国良家)劈成了两半,又把文武官吏劈成了两半,影响以后历史至巨。”未彻底农业化的拓跋鲜卑在其后的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四,六镇起义爆发到隋朝建立,未彻底农业化的拓跋鲜卑纷纷南下,相继建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政权,最终在鲜汉融合的历史洪流中彻底实现农业化。六镇起义的爆发,是孝文迁洛以后被劈成两半的鲜卑之间矛盾的大爆发,以这次起义为推手,未彻底农业化的留代拓跋鲜卑南下中原,鲜汉矛盾激烈,使得北方农区曾一度遭受严重破坏。但从长时段观察,这也使得未彻底农业化的鲜卑人南下,促成其最终完成农业化。综合拓跋鲜卑整体农业化进程,生产方式的转化对其入主中原乃至统一北方农区并建立长时间统治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适应新的资源情境,一方面北魏诸帝主动推进农业化进程并最终完成农业化,使得北魏政权区别于其他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以及魏晋以来逐渐内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生产方式最终转变为农耕,众多的少数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北朝成为结束民族纷乱走向统一的历史出口,而这一重大历史结果的整合者和承担着无疑是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北魏灭亡后,拓跋鲜卑农业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在随后的西魏东魏北周北齐政权时代,南下的拓跋鲜卑最终彻底农业化。这一过程的终结,也意味着自东汉末年以来内入少数民族异质性的终结。因此,当这一过程完结之时,南北一统的时机也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