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被晏阳初视为“愚、弱、病、私”的几亿农民竟奇迹般地在仅两个月的时间里被全部组织在人民公社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种保持了千百年风貌的农耕生活被瞬间赋予了政治色彩；只有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才会创造出这种奇迹；而这种强制手段导致的社会结构具有天然的脆弱性。 本文将生产队长角色作为分析视角应用到晋南城关公社的研究中，即以生产队长角色作为透视点，在正文第一部分描述和阐释生产队长与队员“父与子”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探讨生产队长与大队干部“子与父”的关系，认为人民公社按照科层制的方式运行，服从于国家的统一管理；各级管理人员遵从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原则；农民顶上了公社社员的帽子，服从生产队干部的统一管理。公社的这种科层制运行方式决定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服从关系的形成。尽管国家权力通过“命令与服从”为原则的科层制扩张到乡土社会的各个领域，但作为基层干部的生产队长与社员之间、与大队干部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纳入到科层制中的父子关系。 本文通过上述描述和分析，结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家父产制理论归结出三个结论： 1、我国国家权力扩展的独特途径是“将家长制纳入到了科层体制”。 2、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结构实质是“扩大的家长制”，对维维安·舒尔（Vivienne Shue）所描述的“蜂窝状”结构提出质疑。认为“蜂窝状结构”只看到了公社之间、生产大队之间、生产队之间的隔离状态，却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只看到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渗透，却没有看到自下而上的“反抗”。不管是生产队长的迂回服从甚至是“抗争”，还是社员的叛逆，都是导致基层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3、家长制结构具有脆弱性，人民公社就像传统的大家族一样免不了解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