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除鲁迅外唯一被共产党高层树为方向的作家,却又似乎一直无法进入经典的行列,与鲁迅、巴金、茅盾等人齐名;他是建国初期来自解放区的文艺代表,却又被推崇解放区文艺方向的新中国文学思潮远远甩在身后。赵树理的大众文艺创作从诞生之初就备受争议,有人对其赞誉不已,也有人对其不屑一顾,作为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之一,建国前后,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并无太大变化,但处境遭遇却迥然不同。分析建国后赵树理创作的困境,更有助于我们发掘解放前赵树理作品中被有意掩盖或者无意遮蔽的思想意蕴,进而认识作家创作与主流文艺政策、时代价值观念、接受语境等因素的复杂关系。我认为,“赵树理方向”的受追捧与遭冷遇,是文学机制内部多种因素复杂运作的结果,赵树理追求的文艺观与主流文艺观的矛盾、“问题小说”所反映的农村现实场景与国家的乌托邦预设之间的差异,都影响着赵树理的创作,此外,接受语境,如预设读者的变化、媒体引导、知识分子对赵树理的态度等因素,都对赵树理作品的境遇有着深刻影响。赵树理始终坚持自己“以农民为本”的面向民间的创作立场,他希望党的政策能切实给农民带来利益,他用自己的作品切实展现农民思想改造的艰难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并期待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赵树理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使他越来越追不上政治文艺的步伐,再加上得不到文艺界同人的接纳、预设读者群的缺失与主流媒体导向的转变等原因,导致他从方向作家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因此,本文将分四个部分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章赵树理与“十七年”文学思潮,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赵树理与“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关系,梳理二者关系的演变过程。我认为,1949年到1958年底,是赵树理努力追赶主流文学思潮,不断反思调整自己的阶段,1959年到1966年是赵树理执着于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描写,与主流文学思潮逐渐走向分裂的阶段,并以《三里湾》为例,具体分析赵树理创作与“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差异。第二章赵树理小说“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困境,主要分析赵树理创作的价值立场与政治文艺所要求的价值立场的矛盾。与主流文艺“以政治为本”的立场不同,赵树理的创作是“以农民为本”的,带有一种立足农民、面向民间的文化品质,在向农民传达党的政策的同时,也担负着向上传递民间诉求的责任,这里以《灵泉洞》为例分析赵树理“以农民为本”的创作理念。第三章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政治困境,从赵树理创作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小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与国家乌托邦的政治预设之间的矛盾。农民比较普遍的思想落后,反映出了农村物质的匮乏以及民主思想的缺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清官意识”则暗示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不完善。这里以《“锻炼锻炼”》这样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小说”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说明。第四章赵树理创作的接受困境,从作品接受角度探究赵树理境遇的变迁。解放以后,赵树理未能很好地调整自己的创作,由于他的作品得不到作家群体的认可,再加上实际读者与作者预设读者的脱离以及以《人民日报》、《文艺报》为主导的报刊杂志对赵树理作品态度的转变,导致了赵树理创作的接受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