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网络化是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扩散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网络化发展。同时,世界经济旧的两极体系逐渐向多极化格局演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现群体性崛起,不断地冲击与重塑全球贸易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抬头,致使全球化面临逆潮,全球经贸治理出现困境。加上地理、文化和制度组成的地缘因素为全球贸易格局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其快速崛起更是离不开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机遇。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国际贸易的全球治理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彰显了应有的大国担当。这些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建设和中国地缘战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意义。为了探索贸易与地缘的复杂关系,本文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尝试构建了基于经济、地缘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全球贸易网络理论框架,探讨了全球贸易网络格局及其演化特征,并以中国为重点,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深入研究其贸易产品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变迁过程。全文共七章,第一、二章为绪论与相关理论及框架,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实证部分包括第三至五章,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采用1985-2015年全球各国双边贸易数据,构建社会网络模型,描绘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布、贸易社团和市场多元化及其演化过程;并细分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四种不同的产业类型,通过分析其空间异质程度来揭示全球贸易产业分工的变迁;第二,以中国为研究重点,分早期、中期和后金融危机时期三个时期,深入研究中国贸易产品地域结构的格局演变,并通过对比分析各类产品和主要经济体的RCA指数,分析中国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提出相关启示与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以地理空间为主的地缘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尤其体现在贸易集团与区域贸易一体化中。某种意义上,各国之间的贸易行为是经济、地缘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经济因素是内在动力,地缘因素是基础,而制度政策则起到保障作用。地缘经济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网络联系的主流形式。(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全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网络由单一到复杂,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演变发展。尤其在2000年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实现群体性崛起,其强大的供需能力与市场多元化布局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化与重构。其中,中国在金融危机过后的表现尤为瞩目,带领“亚非拉社团”成为“三足鼎立”格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贸易集团。总体上,全球贸易网络的“多极化”并未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但贸易重心与覆盖范围发生了较大调整与扩大。(3)整体上看,四类产品的贸易网络度累积概率分布均呈现明显的幂律分布,但各自的网络特征与演化过程又有所差异,显示出一个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产业转移路线为依次为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变迁。(4)30多年来,中国的贸易产品发生了较大调整,贸易市场也向外迅速扩展。中国已成为初级产品的最重要买方之一,能源安全多元化格局初步显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产业,其出口RCA指数显示出较强的国际比较优势;虽然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有了大幅上升,但国际竞争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四类产品贸易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有利于国际产能合作的顺利推进。(5)随着中国在四类产品贸易网络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全球贸易格局呈现“双环流”模式,中国在该模式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两个“环流”呈现出一种平行态势,体现出新旧体系之间战略对接、优势互补的平行关系。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轨迹的“西进”和“南下”转向,体现出贸易先行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基础作用;中、美、德等大国在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贸易市场的及激烈博弈预示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巨大挑战性。中国应致力于巩固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打造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