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缺是清朝为解决边疆治理问题,在职官制度中的一项创新。其核心是,秉持“人地相宜”的官员选任宗旨,由中央选派“专任边疆要缺之员”,到边疆进行管理与施政。清廷在“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框架下,分别创立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边缺制度的创立与清朝疆域的完整统一密切相关。清朝的疆域范围相较于明朝大幅增加,其治理理念也发生转变。清朝在边疆地区采用正式政区的直接治理方式,大量派出流官,产生了巨大的职官缺口。边疆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民族众多、地方形势复杂,官员不愿赴任。可见,清朝疆域的巩固以及边疆治理的发展,是产生边缺制度的根本动因;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社会民族情形,是边缺制度进行特殊性创制的需求。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引入制度史研究,从时空视野出发,通过对大量档案文献的利用,梳理清代边缺制度的创立、推进、发展过程,对其在边疆治理中的时空分布进行细致分析,弥补已有研究只注重制度性梳理的缺憾。台湾例是海疆缺的源头,也是边缺制度的开端,其创制于清廷收复台湾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借鉴台湾例的制度架构,在各沿海省份创立沿海缺。清中期,中央完成台湾例与沿海缺的整合,以“海疆缺”通称,其设置与空间分布,也随着海疆治理的深化,呈现出均衡态势。清朝南部边疆因其高湿高温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外来之官水土不服,易诱发疟疾等地域性疾病,官员多视其为危途。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廷借鉴台湾例,于广西西部的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创立烟瘴缺,共设职官29名,通过优抚方式,激励贤员赴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将其推广至自然环境相似的云南南部。雍正朝之后,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推进,广西烟瘴缺的设置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东西二元性治理结构,云南的烟瘴缺也向边疆一线推进。明朝在苗疆区管理缺失,使其成为“不治之地”,随着清朝大规模开辟苗疆,清廷在雍正五年（1727年）完成了苗疆缺建设。之后,随着苗疆区治理一体化进程,苗疆缺在湘西、黔南以及滇东北地区快速发展,共在27府41州厅县设置。清朝的沿边缺多设置在边疆地区的军政要地,如云南西部、川藏交界区、新疆地区以及北方长城沿线。沿边缺更加突出军事镇戍属性,在清朝疆域巩固、边疆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仅关注到边缺文职,本文首次将边缺武职纳入研究,认为清代边缺制度具有文武并重的制度特征,在保障疆域完整、边疆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清朝将大量边疆地区学政类官员定为边缺,注重学校建设,增强边疆人民的思想认同意识,推进边疆治理一体化进程。本文还对清朝边缺进行制度解析,探寻其制度创新性。边缺的基本制度原则为“拣选题补”与“俸满优升”,这也是其最重要的整体性特点与判别标准。各类边缺虽秉持共同的制度原则,但在具体的制度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本文的另一大创新,是利用制度史的方法,对边缺进行制度解析,发现其以“人地相宜”为选官宗旨。在进行官员选任时,其选任方式包括省内拣选题补、督抚升补以及皇帝简选等多种。边缺官员选任的主要因素与条件,主要包括官员治理能力和地域适宜性两个方面,其中文职官员体现在边疆地区治理能力、自身品格素养、以及民情洞悉等方面;而武职则主要强调精忠赤诚、军事能力突出等。边缺制度中官员升转情况,可概括为“俸满优升”;其历俸年限,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形以及治理需求,进行相应调整,总体上说有三年、五年、“三年俸满留任三年”的六年、“五年俸满留任三年”的八年四种。边缺制度对于边疆地区治理能力的提升,亦是本文的重要研究突破。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边疆治理方略、制度上,较少关联边疆治理的具体实施与功效,难以理清边疆治理能力的情况。清朝通过边缺制度选任官员,代表国家在边疆建立治理体系,并由其带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深入边疆,提升边疆地区治理能力,由此可见边缺官员的治理成效正是其治理能力的表现。本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档案资料中边缺官员的政绩考语进行梳理,发现其治理成效主要体现在文教风化、基础生产建设、基层组织架构、地方稳定等四个方面,其中文教风化占比最高,到达了76.67%;生产建设排在第二位,为63.33%。可见,经济基础与思想认同是边缺官员治理成效的重点,也是边疆治理能力提升的主要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