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行为高度的不确定性与信息非对称性决定了创业投资家在投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在创业投资辛迪加过程中,项目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领投者与跟投者双方的共同努力,然而,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领投者与跟投者都有自身的信息优势和劣势,且由于个人利益的不一致,为双方增添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契机,从而导致双边道德风险的形成。本文基于创业投资辛迪加的视角,同时考虑了参与人双方的努力水平以及领投者的私人收益,分析了双边道德风险在普通股权契约安排下与可转换债券契约安排下的形成和治理机制。另外,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相结合,从参与人双方的努力成本效率系数的角度详细分析各种控制权安排下的契约设计,探讨如何更有效地规避双边道德风险。得出以下研究成果：1.从普通股权契约、可转换债券契约安排下讨论在不同的状态下—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双边道德风险的产生机理,结果表明普通股权契约安排下,个体理性使领投者与跟投者的努力水平低于集体理性时的双方努力水平,存在双边道德风险,且努力水平的降低亦会使创业项目的最终产出减少。同时,个体理性下,领投者会谋取更高的私人收益,也会产生部分道德风险；而在可转换债券契约安排下,当满足跟投者实施转换期权的条件时,得出的结论与普通股权下类似,反之,领投者的行为选择与集体理性下无差异,而跟投者的努力水平则降至0。2.在创业投资过程中,领投者由于角色优势拥有了谋取私人收益的机会,且在个体理性下,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领投者会谋求更多的私人收益,而不仅仅停留在集体理性时的最优私人收益,然而降低私人收益会间接地激励参与人努力水平的投入。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规避双边道德风险的治理机制,在个体理性情形下,基于两种现金流权的契约安排,引入转移支付,降低领投者谋求的私人收益,激励参与人双方的努力水平投入,缓解双边道德风险。3.在现金流权的基础上引入控制权,且控制权收益从双方参与人的努力成本效率系数的变化所体现,即拥有控制权的一方会收获一定的控制权收益,相当于其努力成本降低。基于这个思路,本文发现在个体理性时,普通股权契约安排下,引入控制权后,不论是领投者拥有控制权还是跟投者拥有控制权,亦或是双方共同拥有控制权,均会使双方的努力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对努力成本效率系数取值范围进行分析,可相应得出控制权最优配置结构；可转换债券契约安排下,在满足一些条件时,亦可得到同样的结论。本论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对创业投资辛迪加中的双边道德风险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对于我国创业投资产业更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