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设机构原则作为收入来源国确定对跨国企业营业所得的征税依据,多年来,一直作为税收管辖权的划分基础来维护着各国的税收权益。但是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新的商业模式逐渐脱离出传统常设机构的联结度规则范围,物理存在已经不足以衡量是否具有联结因素。交易的虚拟性、数据的依赖性、资产的流动性以及用户创造价值这些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点,给当前的国际税收规则带来十分猛烈的冲击。一方面,传统常设机构认定规则失灵,导致数字型企业税源流失,跨国企业频频利用这一点进行避税;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采取单边税收措施,导致国际税收规则发生冲突,也使得各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这样的基础上,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对常设机构原则做出相应的变革与探索迫在眉睫。OECD自2015年开始就意识到数字经济会带来的多重影响,先后发布了多项计划,主要就是围绕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在完成对常设机构认定规则的多次补充修订后,增加了如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认定、佣金代理人的相关认定以及反拆分条款。随后,为应对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引入了诸多新的判定要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显著经济存在”理论。在这之后,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纷纷效仿,但是随着数字经济逐步占据世界经济的重要地位,各国对这部分隐匿税源追逐地更加凶猛,纷纷出台单边税收政策。为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联动影响,OECD联合世界各国推动建立新的统一的国际税收规则——“双支柱”方案。其中支柱一与常设机构认定原则关系更为紧密,支柱一方案致力于打造新的联结度规则,以弥补数字经济下传统常设机构认定规则的不足,支柱二的目标则是建立全球最低税。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既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要顺应国际趋势,参与国际方案。针对传统常设机构原则,依旧不能抛弃,国际各种方案的提出均是以此作为基础。同时,既要接轨国际规则,又要对此灵活运用。本文在深度了解数字经济与常设机构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国际社会各种方案,并结合我国国情,为解决数字经济背景下常设机构认定问题,一是要完善我国税收协定的常设机构认定规则,二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协作,三是要研判“双支柱”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灵活运用。既要遵守国际规则,又要在有保留、有选择、有研判的基础上进行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