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居民结婚以后,一个新家庭就此诞生。每个家庭在其一生中将会制定很多决策,而生育决策和住房决策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决策。这两类决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家庭所作生育决策和住房决策具有长期后效性,即家庭一旦决定进行生育或者购房,会对其后续几十年的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家庭决策发生改变;其二则是生育决策和住房决策的经济重大性,即家庭一旦决定进行生育或者购房,未来的养育支出和房贷支出将成为家庭经济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影响家庭的其他经济决策。同时,家庭生育决策与住房决策还存在共振现象,即家庭孩子数量越多,家庭住房面积的需求也会越大。另外,基于生育决策和住房决策的长期后效性和经济重大性,家庭在进行决策时也不得不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是健康风险和劳动收入风险。本文基于中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与仍然下降的生育率之间的矛盾,试图从微观层面,通过构建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家庭最重要的两类决策——生育决策和住房决策,分析在面临健康风险和劳动收入风险的情况下,以及家庭同时需要制定住房决策时,家庭是否会选择生育孩子、是否会选择生育二孩以及是否会选择生育三孩。基于终身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本文建立家庭消费-储蓄-生育-住房决策模型,分析家庭的最优生育决策以及对应的最优住房决策,并分析健康风险、收入风险、房地产市场、初始财富等因素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通过基准模型的求解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对于新婚家庭、一孩家庭还是二孩家庭,继续进行生育行为都将显著增加家庭终身期望效用。对于本文所设定的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家庭,新婚家庭的最优一孩生育年龄为32岁,一孩家庭的最优二孩生育年龄为31岁,二孩家庭的最优三孩生育年龄为35岁。即表明对于经济人假设下的家庭而言,并不存在家庭不愿生育的问题,导致我国生育率问题的实质为结婚率的问题,结婚意愿的低下导致生育适龄家庭数减少,且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二孩生育率上升的效应逐渐收窄,从而导致了总体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全面三孩政策是应急之策,能带来一定的生育率上升效应,但最终将会与全面二孩效应一样逐渐收窄。要解决生育率问题,就要解决居民不愿结婚的问题。其次,对于新婚家庭,与不进行生育的情况相比,生育一孩会增强家庭更早进行购房的意愿,并使家庭变得更加风险厌恶,采取审慎的决策降低破产概率,财富积累水平也随之降低;对于一孩家庭,与不进行生育的情况相比,生育二孩会使家庭更加审慎,破产概率更低,最大购房面积下降,财富积累水平同样随之降低,同时非耐用品消费水平也有所下降;对于二孩家庭,与不进行生育的情况相比,生育三孩对家庭的购房决策以及财富积累水平影响细微,但是会使家庭前期的非耐用品消费水平显著降低。最后,从敏感性分析及情景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的初始财富对家庭生育决策具有促进作用,但要显著地使家庭提早进行生育所需财富额非常高,无法通过补贴政策产生即时显著的效应;健康风险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小,仅使最优生育年龄推迟0到1年的时间,但会使家庭承担更高的破产概率;但重疾风险会对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造成显著的延缓作用,使最优生育年龄从35岁推迟至40岁,由此看来推广医疗保险可以起到促进、鼓励家庭尽早进行生育的作用;房价方面,本文考虑了房价为基准模型的5倍的高房价情景,从结果可以看出,在房价过高,使家庭购房难度过高的情况下,家庭还是会选择进行生育,选择租房或购买小面积房屋进行居住,而不会为了购房而放弃生育。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未来可以继续深入进行研究。为了保证数值模拟的可行性,模型进行了部分简化设置,可继续进行模型优化;模型中还可新增家庭保险决策、政府生育补贴政策等因素,未来可进行结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