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难民危机。为解决难民问题,民间慈善组织在国民政府西迁后主动承担起了救济难民的责任。随着主导难民救济工作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结束办理,虞洽卿联合多方势力,共同筹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以维持沪上的救济工作。上海难民救济协会采取理事会制的分级结构。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互相制衡,并设立相关的监察机制以规范成员行为,保障工作的高效廉洁。同时,协会健全优良的会计制度以完善财务管理;刊登财务报表以实现公开透明;编撰《征信录》以取信于民。公信力建设的推行是协会能够顺利筹募善款以及稳步推行救济工作的基础。协会劝募委员会为募集资金采取多样的劝募方式,通过组织劝募队、举办慈善义演、义卖及竞赛、施行节约救难计划、制定营业薪给提成以及播音宣传大会,为难民的救济工作打下经济基础。协会在与租界的密切配合下,不仅调动全市民众、统领沪上各善团共同参与救济工作,而且充分实践了“教养兼施”的近代慈善理念。这使得难民在重获安稳后,掌握自力更生的能力,不再依赖于收容所的供养。由于资金短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在1942年4月宣布终结业务的办理。究其原因在于协会筹款方式的不持久性、内部的腐败问题以及缺乏中央政府的有力援助。然而,协会对于缓解沪上难民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所作出的贡献应被予以肯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的发展也给予当今慈善事业一定启示:慈善组织只有协调好自身与政府及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并与政府之间互惠合作,才能够维持慈善组织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