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传统译论对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语言层面的“忠实与否”, 忽略了翻译过程中更加深远的文化力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研究向译入语文化转向（target-text-orientation），一些学者开始将翻译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及文化背景中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才逐渐凸显起来。然而在以往的论述和相关研究中，系统阐明译者是怎样以其“中心”的地位具体“主导”翻译活动的译者行为研究却嫌不足[38]；特别是针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制约机制的研究则是更少。本文旨在从功能主义目的论(以下简称目的论)角度出发，结合翻译规范论，系统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及其制约因素，并且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证明该理论模式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介绍本研究的目的、背景、意义及框架等内容出发，简要综述了现有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情况与不足。之后，对功能主义目的论与翻译规范论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做了简单的文献综述，作者指出，单独应用目的论或翻译规范论来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性及其制约因素，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然而，将二者有效结合，则可以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以及制约机制进行系统分析。这是因为，一方面，目的论中的“目的”作为翻译行为的最高原则，指导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起着理论层面的决策作用；另一方面，翻译规范通过对翻译具体操作层面的描述，分析译者的翻译实践如“不忠”这一背后规范的制约与影响，从而避免了翻译研究认识上的片面性。如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既可以避免目的论过度张扬译者自由倾向性，又弥补了规范论引导译者做出翻译决策的理论依据层面上的不足。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作者以《希拉里回忆录：亲历历史》（以下简称为《亲历历史》）为例，结合翻译规范论和目的论，从翻译过程角度入手，即从原文分析、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分析三个方面，深入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及受制机制，以期探讨该理论模式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借鉴意义。美国前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的首部自传《亲历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一度畅销。后因中译本中对有关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及敏感话题有多处删减，从而引发了版权纷争。将其引入中国，由于原文传意的场合发生了变化（时间、地点、语言、读者等），译语文本功能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翻译策略便由译语文本（而非源语文本）的功能决定。介于中美两国之间巨大的文化政治背景差异，希拉里在其原作中流露出来的英美主流文化中的价值观、审美观、意识形态等必然会与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认知心理产生冲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遵从自己的期待规范与职业规范，为使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体系中更好地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对于原作翻译变异背后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会采用相应的变通手段。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最后提出该研究的局限性： 1) 介于本文篇幅有限，本文中所引用的例证有待进一步充实来更好地证明该理论模式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借鉴意义； 2) 该理论模式在解读译者认知层面上翻译策略与翻译动机的研究，还需深入。 对译者未来研究的意义在于： 1） 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译者主体性，译者作为对象的语言层面上的研究，与译者作为主体的语篇外层面上的研究，在译者研究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引导译者研究的未来方向； 2） 对翻译培训、翻译教学方面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