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乡村与国家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是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一般来说,这种“双向互动”机制的有效构建需要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然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导力量在转型过程中不断碎片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威也不断地耗散,使得构建乡村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机制极为匮乏。因此,不论是“社会中心主义”,抑或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模式均无法挽救后发国家政治衰朽的现实。事实上,在后发国家,政党往往成为乡村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此为一种“政党中心主义”路径,中国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的中国试图通过政党来整合弥散的国家与社会权力,从而使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逐渐向“权力的组织网络”转变。但是,从民国初年“多元化”的多党政治到国共两党“以俄为师”、以“党国体制”对中国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政党制度化”水平下的执政党,对于乡村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政党制度化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后发国家的政党制度化水平可从政党组织网络、政党自主性、政党内聚力三个指标来考察。并以这三个指标为支点,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变迁,以此来窥测乡村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以及在中国独特的“党国体制”的制度背景下,政党制度化的限度及出路。在1924-1949年间,由于国民党在组织网络、自主性及内聚力三个层面全面弱化,使其在党、政、军序列中处于绝对劣势,同时还被乡村劣绅、土匪恶霸势力裹挟、俘获,因此,不仅无法在乡村与国家之间发挥有效衔接作用,而且其自身也不断地内卷化。1949-1966年间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改造上颇为成功,一方面实现了与国家制度体系的高度耦合,以政党组织建设推动了国家制度重建,使党政双轨体系得以有效运转；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与控制体系得以形成,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可以在政党的制度化平台基础上衔接起来,但党、政、社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乡村权力架构,以及运动式治理的方式,使政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当中,这也是文革动乱的原因之一1978年至今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建设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而言,政党制度化建设的问题导致了新形势下乡村政治的衰朽,因为,在基层政权逐步回撤并进行市场化放权之时,由于党政的同构性关系,政党自主性与组织网络还没有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进而造成了目前政党回应性不断弱化的严重问题,长此以往,这种没有回应性的制度化将深刻地影响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通过历史的比较可以发现,政党制度化与政党内卷化之间的变奏都是在“党国体制”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我们认为,“党国体制”背景下的政党制度化实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限度：第一、政党回应性难题,党国体制下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依靠执政者主动倾听社会民意的“逆向回应性”,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第二、制度绩效难题,党国体制下的政党制度化作为一种“压力型体制”,它非常严重地压制了乡村社会横向组织网络的发展,阻碍乡村社会自生秩序的形成,进而影响政党制度化的绩效。鉴于此,为改变当今中国乡村政治秩序日渐衰朽的局面,促进乡村与国家间的有效互动,首先须通过政党组织网络的深度建设,使政党与其它乡村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交叉局面,让政党成为乡村社会“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主角,从而为乡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双向互动”提供组织化的制度通道,只有如此,政党回应性才会不断增强,也才能有效地填补国家正式权力逐渐回撤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同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权力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也将逐步得以增强。其次,须通过政党自主性建设,对乡村社会组织的调控逐步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变,进一步释放乡村社会多元化成长的活力,并与其它乡村组织之间形成“自主、多元、交叉”局面,进而实现政党与乡村组织之间的相互赋权、相互增权,双方共同寻求治理村落公共事务之道,这样,不论是政党制度化的制度绩效还是乡村的治理绩效都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乡村政治也有了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