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题材一直受到史学家和文学家的青睐,大文豪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剧作中他多次援引凯撒题材,并创作出以凯撒命名的罗马史剧。不过这部伟大的悲剧并非完全得益于他过人的天才,其大部分灵感还来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The Live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又称Parallel Lives)。1579年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始由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爵士从法文译本转译为英文。莎士比亚对希腊罗马文化有一些知识也多半得力于此书,他以其为蓝本创作了罗马史剧三部曲：《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以及《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其中《裘力斯·凯撒》这部剧便与《名人传》中的《凯撒传》、《布鲁图斯传》以及《安东尼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裘力斯·凯撒》一剧与普鲁塔克三部传记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从情节安排、人物形象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将《名人传》中的素材毫不避讳地“拿来”,运用自己的戏剧天才将其重新压缩、整合、化用,塑造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然而,剧中还有着多处对原材料的变形,由于其变形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上,所以本文着重对剧中的主要人物凯撒和布鲁图斯进行分析。相比于普鲁塔克笔下的凯撒,莎士比亚的凯撒经历了“去神化”的过程。对凯撒身体上、精神上、性格上的缺陷,《名人传》中只是一笔带过,莎士比亚却有意夸大增饰,这一做法看似减损了凯撒的崇高和伟大,实际上却通过刻画凯撒对自身缺陷的不以为意,更凸显他的崇高伟岸、至高无上。这一变形使得凯撒成了绝对君权的代表。与凯撒不同的是,对于布鲁图斯的刻画,莎士比亚刻意忽略了许多在普鲁塔克看来无需避讳的细节,着意剔除布鲁图斯的全部缺点,使他经历了“神化”的过程。通过这一“神化”,布鲁图斯成了共和美德的典范和公民德性的理想楷模。除了使凯撒与布鲁图斯分别成为两种政治原则的代表外,莎士比亚还通过这部剧影射了英国时政。1599年9月,《裘力斯·凯撒》的上演正好与埃塞克斯伯爵的叛乱形成了“互文”关系,伊丽莎白女王面临与凯撒同样的威胁,作为宠臣的埃塞克斯无论在行为、性格以及结局上也都与剧中的布鲁图斯相对应。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莎士比亚将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拿来”与变形并同英国时政结合起来,在《裘力斯·凯撒》中包蕴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在他看来,作为君权代表的伊丽莎白之于英国,正如凯撒之于罗马,是能够“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的理想君主,无论对于古罗马抑或17世纪的英国,君主专制都是富民兴邦的理想选择,而刺杀理想君主则往往会带来内乱纷争等不堪设想的后果。但君权兴盛之下,莎士比亚在剧中仍暗含着对于共和精神的张扬。因此本文将《裘力斯·凯撒》一剧与《名人传》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莎士比亚在对他借鉴的过程中,对其主要人物作出的变形,从这些变形中,探讨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包蕴的关于两种政治原则和制度的考量。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展露了他过人的戏剧天才,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政治谋略,以及对于古典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他之所以“说不尽”正在于其提出了许多永恒的问题,他的许多灼见对于今人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指引着人们走向美好生活。这或许正是我们现在必须重读莎剧,紧紧跟随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