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的最有影响的一个词坛流派，晚期常州词派和前中期词人一样注重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但是又表现出不同于前中期的特征。词人们为近代词的存在和发展开疆辟域：他们变风变雅，实现“词亦有史”；取精用弘，兼具异量之美；整理词籍，开铸词学辉煌；奖掖后进，致力词学教育。研究晚期常州词派有利于理清近代词坛的构成状况和近代词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把握整个词史的发展流向和发展规律。本文将晚期常州词派置于近代风云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以流变过程、词学观念、创作实践、词籍整理、高校教育等为考察对象，探究其在近代复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走向、审美选择及其历史回响。　　晚期常州词派主要词人有着明显的活动轨迹，带来了词派词学中心的不断转移。论文的主体部分以北京、苏州、上海三个词学中心为观照点，考索晚期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人员构成并探究词人价值观念变化和创作特征。　　以北京为空间聚焦点，主要考察维新变法前晚期常州词派在北京的聚散离乱以及他们的北京书写，梳理其对于前中期的承接和延续。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继续倡导前期词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理论主张，提出“重拙大”说，推阐深化尊体理念。词人们在政治意识上以家国观念为主，在社会场景上以战乱感受为主，表现出了贴合现实政治的自觉性。他们张扬“词史”旗帜，实现对“重拙大”说的顺乎其情的创作实践。词派前中期吐露穷愁的寒士之词转而为本期慷慨悲壮的朝臣之词，救弊图新与忧民自怜成为词作主要精神指向，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出深婉悲凉和宏健深远的风格特征。　　以苏州为空间聚焦点，主要梳理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年间晚期常州词派在苏州的词事活动和创作实践，探讨其在词派发展中的过渡作用。晚期常州词派的主要词人在维新变法后的归隐潮流中实现了苏州词坛的聚合。词人们受苏州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词作表现出隐逸化、娱乐化的倾向，词史之作逐渐被个体化的书写所代替，北京的朝臣之词转而为苏州的逸民之词。同时词人的注意力从“重意”渐而扩展至“重格”、“重律”；他们转益多师，以浙济常；合律审韵，以吴济常，表现出取精用弘、兼容并济的词学努力。　　以上海为空间聚焦点，主要探讨辛亥革命后词派在上海的宗风传扬以及他们的上海书写，挖掘其在政治文化突变状态下出现的新变化。以朱祖谋、况周颐为主的词人主盟词坛、奖掖后进，推扬宗风。在创作上，词人以遗民书写和市民书写传达了易代文人的文化走向和审美选择。他们书写故国之思，表现出遗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摹写世俗人情，反映了文化下移后词人主体意识的世俗转向。在理论上，晚期常州词派推举梦窗、以涩药滑，体认苏轼、以疏济密；建构“词心”说，实现审美转向的个体激活；这些均呈现出词派后期面临新质来袭时开新求变、自立面目的主动努力。　　围绕期刊这种现代传媒的聚集，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拥有与前中期词人不同的异质性因素，他们有意识地利用期刊来扩大自身影响。在国粹主义思潮下，词人实践着保学保国理念下的期刊聚合。而期刊的商业本质，又促使词人在传统救赎与商业消费间寻找平衡。部分词人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书写，词作的题材、内容、语言出现了一些日常化、通俗化走向。但是这种调试在整个文学场域中显得微乎其微，很快消逝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晚期常州词派不仅是一个创作群体，更是一个学术群体。他们在风云多变的时代环境下选择自由的学术人生，把人生理想寄托于精研学问、培育人才上，成功地走上了词派发展的另一高峰。在词籍整理上，他们总结前代词学业绩，实现词籍校勘之学的真正独立；在词学教育上，他们以教促研、著书立说，奖掖后进、传承薪火，深刻影响了近现代的词学格局。　　晚期常州词派极其复杂的空间分布和流动为我们重新认识其复杂性提供了基础。以词学中心的转移为观照点，总览晚期常州词派在近代语境下的曲折发展、继承开新及局限所在，目的在于思考晚期常州词派为中国传统文体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而这一探究过程让我们看到，晚期常州词派在何种维度上补充发展了中国传统文体的新成就，并成为现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