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先后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外国文明大量涌入,挑战传统天下观。在变局中,袁世凯的对外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本文将从袁世凯对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袁世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从主“战”主“和”的转变,以及对条约关系和国际法的认识与运用等方面探讨袁世凯的对外观念。袁世凯的对外观念深受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和任职经历的影响,传统观念对他的影响深远。他的对外观念主要来源于上级官员、洋员、留学生、旧式属员、驻外使员、新式报刊和译书等。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方面,包括袁世凯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文化等的认识。在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方面,他早期坚持宗藩秩序,甲午战败后,随着中朝宗藩关系的彻底破裂,放弃了宗藩秩序。同时,他认识到了“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的世界秩序,逐渐主张联盟,还反对世界大战,主张和平的局面。在和战观念方面,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他经历了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战前,他主张以战争方式处理中外冲突,战后则尽量避免战争,力求和局。这样的选择是基于对中外实力的预判和维护政权利益的考虑。在对条约关系和国际法的认识与运用方面,袁世凯坚持守约思想,认为条约可以修改,但是不能随意废除,他还主张利用条约和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在条约关系下,他的外交礼仪观念经历了从传统到具备近代化特征的转变,但仍然保留了传统色彩。袁世凯对外的态度有开放性,他主张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文明;但是他毕竟是旧式官僚的一员,不能完全接受西方文明,因此也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纵观他的对外观念,国家主权意识贯穿其中,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和国家贫弱的现实,他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具有对外妥协性。他的对外观念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中外和平。但由于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这也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