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内史学界几乎多是从教案的结果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对此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教案发生的过程，即策略手段的运用。作为社会运动的近代教案必须有发起者和倡导者，这些发起者和倡导者虽然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都选择了一个共同的策略——谣言作为反教方法。策略的选择属于心理行为，谣言更是心理现象的表露，什么样的谣言内容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既取决于社会环境又受制于特定群体的集体心理，对近代教案做心理学的研究是本文的独特之处。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谣言——反教的手段。　　本章从经典文献发现古代中国就已将谣言视为一种舆论传播手段，历代政治家和其他阶层的人群都会不约而同地利用谣言表达个人或集团的观点和私见，以造成一种大众所向的态势，从而影响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因此谣言具有操纵性功能。当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或遇突发事件时，谣言便应运而生，尤其是面临异族的威胁，谣言可以激起群体内成员的情绪反应，加强群体的力量，通过谣言的传播与转述可以构成士气的一个重要指数。这是因为人们更容易就反对某事而形成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而言，反教谣言具有整合功能，晚清官绅民一体化反教阵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都相信反教谣言对基督教和西方传教士所给予的不道德定位。谣言的量化研究是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谣言作为反教手段的成功。　　第二章:反教谣言的制造与传播。　　本章首先回顾明清士大夫反教言论借以说明中国反基督教有文化上的渊源，这种渊源是基于文化共同体模塑而成的群体心理，西方的炮舰使平日蛰伏着的群体意识以一种剧烈的、激进的形式彰显出来。近代官绅反教无论是在反教的目的和手段上与其明代前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更多地采用了暴力行为。近代与明末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基督教在晚清获得驰禁，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教民，官员因受条约的限制，不能公开倡导反教，遂设计出所谓“不禁之禁”“以民制夷”的反教策略，即以士绅为中介，通过制造和传播不利于传教士的谣言，煽动广大民众反教，因此近代教案常常表现为民教冲突。官绅们煽动教案能力有余，事发后无力与外国政府交涉，反教主体民众常常被作为代罪的羔羊向外国政府献祭，清廷的无能给秘密社会、盗匪、游民以可乘之机，他们藉“闹教”为名，行自己之私。本章逐一分析了官、绅、民、会匪、教民在近代教案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第三章:个案研究。　　本章分别以光绪二年(1878)弥漫全国的剪辫恐慌和光绪十七年(1891)长江教案两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解剖官绅们制定的“以民制夷”策略如何流于秘密社会及对现存社会统治秩序不满的人手中，阐述教案已成为社会各阶层可资利用之物。　　第四章:反教谣言两大主题的社会背景.　　谣言虽然属于心理现象，但是传播什么谣言，听信什么谣言却与特定谣言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也就是说，特定的谣言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本章详细分析最能煽动教案的两大谣言——采生折割和诱奸妇女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以此说明人们为什么会相信看似荒谬不堪的谣言。　　第五章:反教谣言揭示下的深层中国。　　本章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剖反教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和流露出来的集体无意识。谣言的产生除了第四章所说的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外，还与特定的文化模式密不可分，某一类谣言只产生在某一类文化之中。正是由于谣言是文化的反映，而且反教谣言全部是否定性谣言，其内容就有可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负面信息，因此谣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杀敌又能杀己，官绅们的对手传教士即以谣言的内容反戈相击，使得以“华夏优越论”自居的士大夫们陷于尴尬境地。因此，就目的与手段而言，选择谣言作为反教策略应是成功之举，但是谣言的后果却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不是明智之策。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近代教案予以考察。心理学是一门具有实证性和描述性双重结构的学科，作为实证性的重要表现是证据，心理学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之谜，是把人作为分析的中心环节。心理学所依靠的证据是从“现在”获得的，历史学所依靠的证据则来自“过去”，是凝固化的，这个重要差异意味着心态史学不应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简单化和机械化地契合，而是历史学容纳了心理学中对自身有益的内容，是二者之间有机和辨证的结合，心态史学有别于心理学的根本点在于它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感。惟愿本文所做的尝试不至于有勉强、生硬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