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初出茅庐的师陀以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荣获了《大公报》文艺奖金，一举成名。但是幸运的开端并不意味着平顺的坦途，尽管师陀在随后的创作中仍然有不断的进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滑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又浮出批评家与文学史的水面。本文拟通过对师陀心理变迁的分析，去触摸错综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普通作家的生命隐衷，并力图更切近地去理解其作品的复杂内涵。前言回顾总结了师陀研究的几个角度：社会历史、文化品格、叙事模式等，指出在其心理变迁方面还缺乏细致系统的梳理，为论文主要内容的展开确立了基本的方向。第一章讲述了师陀在流浪江湖中遭遇的生存和影响的焦虑。缺乏温情的童年体验与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化，促使他选择了“在路上”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他不事张扬的处事方针和认真隐忍的处事态度，于是，在渐趋阵营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坛，他置身“京”“左”之外，保持了独立。不过，这也造成了他在文本创作上的斑驳与坎坷，给人以不协调的感觉。第二章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蜗居上海的师陀必须面对的重挫：思想的禁锢，生存的钳制，个体的无力，指出正是在这个方生未死的时刻，师陀在孤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净化与升华，通过对时间、生命等永恒主题的阐释达到了自己创作的巅峰，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叙事模式上都完成了一次秋天的文化苦旅。在第三章中，师陀从以笔谋生的自由客渐渐演变为一个身不由己的公家人，其创作体裁和题材都悄然而变。在《历史无情》与《三个小人物》的对比中，清晰可见的是一条理智战胜情感的归附之路。用大量的应景之文，还有牵强附会的解说、大刀阔斧的删改，师陀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时代的同化。但是在其日记、书信等纪实性文类里看到的师陀，却并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批判，这透露了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不安。结语大略地回忆了师陀的心理路程，探讨了知识分子在边缘的尴尬处境，意在说明：虽然师陀并不是一个靠才情取胜的作家，但是他对生命的虔诚和对写作的尊重，仍然让人心动。恰如其说书人的理想、江湖客的定位，师陀处于精英与凡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