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人类原始情感,恐惧是对未来之恶的预测,借由个体的想象达致一种强化的心灵忧虑状态。它通过对个体欲望的可能的否定,使一种被侵扰或被损害的心理预期提前在个体心中滋生发酵,不动声色地规训着社会等级秩序中不同身份人的行为法则；当统治者将恐惧作为玩弄政治游戏的砝码,分别从操作层次进行权谋式应用,从建构层次进行工具性定义,从价值层次进行防范型调解,恐惧便在社会成员间传播开来,成为政治领域中的刺耳声,同时也迫使我们提出各种立意不同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设计以纾缓或调解不同恐惧感对人类心灵、精神造成的拉扯以及悸动；面对政治恐惧,可以积极作为“以消除恐惧为目标”,也可以消极不作为“以逃避恐惧为选择”,两种不同的应对之道,因应着历史中不同时期出现的以不同恐惧对象为标的的政治设计或理论构图,也映衬出个体心理的时代流变。可以说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一次群体生活样式的改变,都可以发现“恐惧”幽灵般的身影——投射在政治的宝座下成为权力者手中的利器,直指个体赖以谋“生”的心灵依托与物质凭借；在政治效力遭受质疑与轻蔑的今天,阴谋论与终结说大行其道,但恐惧不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它只是社会冲突和政治不和的某种症候,我们既要重拾“掌握自身命运”的信念,又要避免成为惟信念论至上的意识形态化信徒,用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弥补信念有可能的至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