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程序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大目的。侦查程序中的不同构造，影响到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效果。基于自由、平等、协商的原则，侦查程序不应只是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暴力，另一方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双方在有利于发现真实的前提下，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协商交流，最终解决纠纷。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被称为当事人主义模式，大陆法系的侦查模式被称作职权主义模式。我国的侦查模式也被纳入职权主义模式范畴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当事人主义模式还是职权主义模式，都是以西方法治为基础进行的划分。尽管两大法系的侦查程序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上存有某些差异，但是他们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即注重人的主体地位，捍卫人的自由。中国社会法治建设尚不完善，移植而来的职权主义外形为行政力量在司法程序中贯彻行政政策、管理公民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根据侦查机关和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地位的不同，侦查程序存有两种类型。平等交流型，就是指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大体平等，双方在第三方的主持下为查清事实而平等地进行交流。行政主导型，就是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拥有行政机关的单方强制力量，犯罪嫌疑人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没有中立第三方的监控或者监控无力，其侦查的目的名义是查清事实而为审判做准备，更为深层的目的是以一案件为契机贯彻国家政策，体现国家权威。平等交流型侦查程序注重个人自由，强调人的尊严，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尽管是国家的代表，但是已经收敛了其具有侵略性的行政性权力，行政政策的贯彻任务在这里就宣告终止。侦查机关只能以一个平等的纠纷当事人出现。行政主导型侦查程序将国家置于首位，国家和政府凌驾于社会和个人之上。所有的利益和道德需符合国家与政府既有的设定上。就当今时代特点和国际趋势而言，平等交流型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更贴近于民主国家的实质。行政主导型将行政权力触角伸入司法程序，弱化了公民的主体地位，不利于人权的保障。中国侦查程序司法审查的缺席、嫌疑人和律师权利的不足，以及侦查机关广泛的权力，这些都说明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因素。并且，由于中国的庭审经过改革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机制上的冲突。在侦查程序中一切活动几乎被侦查机关包办，公民个人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但是在庭审阶段，即便要求双方进行对抗，由于被告方在侦查阶段就准备不足，对抗制不过停留于文本。通过确立针对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和律师的相关权利，转变侦查程序中警察的行政角色为当事人角色，并更新观念，最终建立平等交流型的刑事侦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