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作为现代产业的集聚过程、人口的集中过程和人们生活方式由自给自足为主向依靠市场购买为主转变等过程的统一,必然极大地拉动市场消费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以人口城镇化替代土地城镇化的新战略,释放国内居民的消费潜力更是其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一战略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和投资产生巨大冲击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继续发挥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58.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我国城镇化也正处于加速推进阶段。因此,通过新型城镇化拉动消费需求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我国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这一重要问题,并沿着“问题提出——理论梳理——机理分析——现实考察——实证检验——制度改进”这一逻辑理路试图对此问题进行系统性地回答。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主要做了两项工作:(1)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经典消费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认为城镇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型城镇化是马克思“人本思想”在中国的必然延展和要求,其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实质是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再调整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再适应,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全体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居民消费影响因素众多,与新型城镇化相契合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收入及财富、消费习惯、公共支出“三大”方面,这框定了本文的研究范畴。(2)对新型城镇化如何促进居民消费提升的效应机理进行了逻辑推理。从理论上看,新型城镇化虽然不是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因素,但可以通过改变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而间接促进消费提升。新型城镇化过程将驱动居民收入与财富增加、消费习惯改变、公共支出扩大等,这些因素的改变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讲,收入视角下的收入效应、财富效应及分配效应,消费习惯视角下的示范效应、环境效应,公共支出视角下的保障效应与引致效应等“七效应”是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基本作用路径,这是本文依据相关基础理论构建的理论框架,也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在实证研究方面,以上述理论为依托,首先对新型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现实考察,发现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七效应”作用大小进行了实证检验。从收入视角看,新型城镇化借助于收入效应与财富效应促进了居民消费增加,但分配效应的实证结论尚不明确。研究表明:收入增加和财富增长均促进了我国居民消费增加,但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借助于收入效应与财富效应驱动消费增加所发挥的作用力度仍然较小。当然,由于我国新型城镇化正在建设过程中,收入、财富效应进一步发挥作用仍然存在很大潜力;新型城镇化通过分配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驱动居民消费的实证结果虽然不显著,但由于系数为正,再结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未来通过分配效应驱动居民消费将会不断产生积极作用。从消费习惯视角看,我国居民总消费显示出很强的内部习惯效应和微弱的外部习惯效应,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外部习惯效应中的示范效应和环境效应加快了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但对分项消费支出影响存在差异。从消费总量看,新型城镇化通过外部习惯效应中的示范效应和环境效应加快了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其中示范效应的贡献约占2/3,环境效应的贡献约占1/3;从消费支出的构成项目看,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食品、衣着、交通通信消费通过示范和环境效应进行了强化,而对居住、家庭设备消费进行了弱化,起到反向挤出效应。从公共支出视角看,公共支出总额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且对农村居民挤入效应要大于城镇居民。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支出挤入消费的路径看,保障效应与引致效应部分发挥了作用。在保障效应中,公共支出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这种直接效应驱动居民消费增加,而稳定预期这种间接效应作用尚不明确;从引致效应看,公共支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消费的引致效应存在于特定设施对特定消费的驱动,如电力设施与家用设备消费。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1)将居民消费与新型城镇化结合探讨居民消费提升问题,这是对居民消费提升动力与着力点问题研究的新视角。(2)依托城镇化与消费理论,构建了新型城镇化通过作用于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而间接驱动居民消费的理论机理,认为新型城镇化以“三大”视角范畴下的“七效应”为主要作用路径驱动居民消费提升,这加深和细化了对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作用路径的理论认识。(3)在实证研究中,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分步研究等方法解决了一些指标的量化问题,尤其在两部门假设下提出的外部习惯效应量化分解的“两步走”办法,既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对已有量化研究处理方法进行了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