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错案。近年来,我国媒体接连曝光了一系列刑事错案,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民众,都几无例外地将酿造这些“错案”的根源归咎于侦查过程中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以及中国刑事司法的制度性缺陷。既有的讨论更多局限于“制度”层面,而缺乏“实践技术”层面的分析。但是刑讯逼供只能够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不能产生供述之外的证据,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虽尚有诸多缺陷,但能够在形式上遵循“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犯罪”的规则。因此,若仅将错案成因着眼于刑讯逼供行为及刑讯逼供的产物——非法供述,是不足以形成错案的。因此,本文从“技术”层面分析认为“错案”的形成是一个体系性的构建过程,并在实践中存在两类模式:一是制造了与已有证据相符合的虚假供述;二是制造了虚假供述相符合的虚假证据。文章的第一部分对于聂树斌案案情做了详细梳理,并指出了聂树斌案侦查过程中从认定犯罪嫌疑人出错继而到对聂树斌非法获取供述以及取证方面存在的三个问题。文章第二部分结合了国内其他刑事错案证明这三个问题并非仅在个案中出现,并对于这三个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文章的第三部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刑事错案在侦查阶段的预防对策,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侦查阶段错案预防制度存在一定的实践意义,以期能最大程度避免侦查过程中出现此类问题,有效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