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正处于由传统型向自治型转变的过渡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建设离不开不同主体的广泛参与,而多元利益的整合与协调必然需要一个有序、高效的共治机制,为多元主体提供参与平台与行动准则,通过重塑多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激发其参与活力,从而推动我国农村社区的治理机制创新。本文在我国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一现实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理念、服务与制度的多重困境,治理机制亟需创新:从理念角度看,现代治理理念的引入和治理现代化的推行,要求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农村社区事务,这对旧有管理模式产生了冲击;从服务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异质化发展态势,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导致供需不均衡;从制度角度出发,我国农村社区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需求的错位。基于此,农村社区共治机制能够有效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增强社区服务能力。并以湖北省H市农村社区共治机制为实践考察,在农村社区五大共治机制下,村民自治是调动参与积极性、培养主体意识的基础;民主协商是多元主体平等对话与达成合作的方式;社会组织孵化是增强多元主体参与、提高服务供给能力的关键;村务监督是规范权力运行、维护居民利益的保障;矛盾调处是化解纠纷、实现社区稳定的手段。农村社区共治机制的运行,在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改善社区环境、培育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共治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自治空间狭小、参与主体流失、组织功能单一、主体权责不清等问题,限制了共治机制的功能发挥。因此,笔者经过反思,尝试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的赋权增能和社区法治化建设是当前完善农村社区共治机制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