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正逐步改变着企业的经营模式。但是,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停留在慈善捐赠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缺乏持续有效性。“漂绿”和“互惠型”社会责任受到公众的质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扮演“政治献金”、或扮演“互惠型责任”亦或是“公益摊牌”,更有甚者是政府与企业合谋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的多角色源于企业和政府双方的资源依赖。基于此,文章在考虑地方政府利益和政府异质性特征下,从规制俘获的视角探讨企业俘获政府的方式;遵循政府与企业双方资源依赖——相互博弈——规制俘获和规制合谋——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路径,从理论模型上解析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形成和执行中,政府被企业俘获的过程。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企业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文章对各个行业特殊社会责任的探讨,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向行业特色研究进行了推进;对企业俘获政府条件和方式的探讨,将规制俘获的研究拓展到企业微观层面;形成规制俘获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全新综合。本文研究结论对加强政府治理,促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第二章首先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规制俘获的内涵、外延和维度;其次对企业俘获政府的条件和途径进行了理论梳理。从影响域的角度,本文将企业俘获政府的影响力划分为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本文第三章首先分别对我国上市公司俘获政府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进行了定义和计量,以刻画我国上市公司俘获政府的类型和程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可以通过企业规模、就业、税收等经济影响力俘获政府;企业既可以通过高管的政治关联又可以通过不当政治交往行为构建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实施;在行业影响力方面,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参与行业标准制订可以对行业政策、行业竞争环境产生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因此企业具有参与行业标准制订的主观积极性。其次,基于卡罗尔社会责任定义,结合我国各行业特色,运用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数据库。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行业间社会责任履行的差异逐渐扩大,呈现出“好的企业越来越好;差的企业越来越差”的现象;上市公司普遍在股东责任、政府和公众责任、员工责任上表现较好,但是消费者责任、环境责任和社区责任的履行上表现欠佳。文章基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和规制俘获数据,在考虑财政自给率,政府自治能力、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特征变量基础上,分别探讨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本文第四章,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政府行为进行识别,并探讨不同政府行为类型下,企业经济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企业对地区就业人口的经济影响力,仅在勾结型政府中表现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显著负相关,而在掠夺型政府和强化市场型政府中表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无论在何种政府类型下,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力是政府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对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相关关系。本文第五章,在区分显性和隐性政治影响力基础上,分别考察政治联系种类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的关系;深入探讨不同产权条件下,不同政治联系类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差异进行了解析。研究表明:不当政治交往将显著降低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强度,从而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国有企业控制权层级的提高,将弱化企业不当政治交往行为以及政府官员联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对非国有企业来说,人大政协代表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政治影响力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的影响存在战略选择的现象。本文第六章在刻画行业影响力指数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企业的行业影响力对企业战略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仅参与一个权威的行业专业协会即可改善社会责任的程度,但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次数以及参与普通行业协会的指数,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文章从企业竞争优势和“官民二重性”的行业协会角度对这种现象给予了解释。文章进一步发现:参与专业行业协会并且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是非国有企业获得行业优势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非国有企业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行业影响力类型与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间同样存在战略选择的现象。根据上述的实证结果,文章从企业俘获的途径入手,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责任战略协同;跨区域、绿色官员考核机制协同、软法和硬法协同;社会责任中介组织的构建;行业协会牵头制定分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揭露指引;行业协会和专业研究机构引导企业战略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