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调控属于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进行调节和控制,进而促进国家宏观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活动。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金融调控并非历来有之,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才被迫出现的,具体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它是当代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的体现。金融调控法律制度是调整金融调控关系的正式制度安排,其具有公私法交融的性质,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旨在实现金融秩序和谐、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的法律价值。　　 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完善可从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视角予以分析。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的结论是,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金融效率低下,要解决政府因信息不对称可能引致的调控失败,需要金融调控法律制度这种正式制度安排。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由于金融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金融调控其实就是双方甚至多方主体参与的利益博弈。作为一场博弈,就应在严格的博弈规则约束下进行,实际上就是需要金融调控法律制度予以规制。为此,如何设计一套规制金融调控主体和金融受控主体的法律规则、如何维护金融调控的透明和稳定、如何有效地实施金融调控、如何配置金融调控法律责任等等,都可借鉴博弈论的理论分析方法。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府职能从“守夜人”到“全面干预”再到“适度干预”的变迁是金融调控法律制度产生的政治根源。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视角,金融调控法律制度体现的都是现实的需要,在深层意义上,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可阐释创设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理论根基。　　 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论文从金融调控主体法律制度、金融调控运行法律制度、金融调控监督法律制度、金融调控法律责任制度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金融调控主体法律制度旨在探讨金融调控主体和金融受控主体的范围、法律地位、权力(利)和义务。在我国,金融调控主体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但其须在国务院领导下行使金融调控权,独立性不够,应在法律上加强其金融调控的地位。金融受控主体包括商业银行、普通企业和个人,他们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平等权。但相关金融调控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应明确金融受控主体的权利,通过建立金融调控信息公开制度和金融调控听证制度来实现金融受控主体应有的权利。　　 金融调控运行法律制度按照从金融调控的发起到执行的逻辑演进,本文首先讨论了金融调控预警制度。为有效制定和实施金融调控措施,应成立金融调控预警委员会、设计全面的金融调控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信贷风险预警制度和预警纠偏机制。金融调控决策制度要明确金融调控决策程序、建立集体表决机制。在具体的执行上,要在目前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上,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再贴现政策工具的作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另外,要通过完善诸多法律法规,加强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以及财政调控的协调,并根据国际协定等文件与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进行协调。　　 金融调控监督法律制度旨在对金融调控全过程各主体行为的调整,它是金融调控得以正当实施的保障。监督法律制度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随时可以映射出金融调控各主体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起到警醒和制约的作用。具体而言,金融调控监督法律制度具有维护金融调控效果、保证金融调控合法性、保障金融调控民主参与的功能。本文从权力监督、权利监督和程序监督三个方面展开解析进而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金融调控法律责任制度是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制度强制性的具体体现。目前,在我国金融调控法律法规里,对金融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笼统、原则。如,《宪法》、《立法法》、《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都有所反映,但笼统、原则的法律责任设定远远不够,适用起来非常困难。鉴于此,本文详细分析了金融调控法律责任的主体以及各自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提出细化行政处分、继续履行等具体责任设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