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政策研究一直是国际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近年在中国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然而由于特殊的传播体制，中国的媒介政策不论是发展轨迹，还是其作用于媒介的方式，都迥异于西方国家，有着独特的现象和规律。我国的电视媒介既要保持宣传、引导舆论的政治功能，也要积极参与市场活动，构筑经济利益市场竞争主体。改革开放后，媒介机构从事业单位改革起步，逐渐完成媒介与市场的接合、媒介产业化的发展，而媒介政策则成为了政府管理市场和推动市场的融合点，因此，只有保障媒介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灵活性，才能使媒介政策为媒介产业发展提供公平、宽松的市场氛围。本文以中国电视媒介的主管机构原国家广电总局于2011年10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即“限娱令”）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对“限娱令”实施后（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各省级卫视类型节目（娱乐类节目、新闻节目、道德类节目）比例、结构调整策略（改版前后对比）和收视份额排名的动态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时间上看，“限娱令”的效果并不是一致而持续的，呈现出由“直接、显著”的效果逐渐减弱、政策慢慢“变形”的特征。比如卫视中的“娱乐先锋”湖南卫视，“限娱令”后于2012年1月第一次大幅改版，前所未有地在黄金时间新增七档非娱乐类节目，包括“限娱令”明确要求的道德类节目《平民英雄》；；然而由于巨大的收视压力——改版后湖南台先是由多年的收视冠军跌出“前五”，继而一路下滑，甚至排到全国卫视的第16名，湖南卫视不得不改变策略，于2012年7月进行了“限娱令”后的第二次改版，此次改版与第一次改版完全反向，基本策略是“回归娱乐”。其二，从空间上看，省级卫视的媒介生态环境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内容“同质化”、“泛娱乐化”现象虽然有所缓解，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比如2012年虽然电视“相亲热”降温，但由“好声音”带动的“竞歌”热却方兴未艾，还是“娱乐唱主角”，“新闻立台”更多地存诸于美好的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其三，再次体现了媒介控制的“合力作用”律，即媒介政策并不是独立地对媒介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而是与以“收视”为主要表征的“市场”因素、媒介机构的内在动力和公众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仍以湖南卫视为例，其“限娱令”后的第一次改版就是媒介政策与媒介内在动力（湖南台欲以“限娱令”为契机，改变其“娱乐大台”、“主流影响力小台”的地位）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其第二次改版则体现了“市场”因素在与行政规令的博弈中的胜出。“限娱令”的效果模式在中国媒介市场化改革后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特别是那些对大众媒介的娱乐性内容进行管控的媒介政策。其效果都体现了高度的相似性。本文最后在结合国际“去规制化”（deregulating）的潮流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了制定媒介政策的建议，特别是摆正主管政府部门的位置，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去规制”，也不能由政令代替媒介控制的所有要素，唯此才能增加媒介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