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分布的最重要特征是集聚。早在19世纪，马歇尔(Marshall，1890)就在概念层面上提出要素市场共享、投入产出关联以及技术知识溢出等因素会产生外部经济，这些外部经济促使产业集聚。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开创性研究开始，空间经济学初步形成了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下，以D-S模型（Dixit and Stigilz，1977）、运输成本、动态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为特色的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通过凸性偏好、凸性技术和知识溢出粘性等假设，成功地刻画了马歇尔的三个外部性和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初步实现了把空间区位问题研究纳入了主流经济学范畴的理论目标。　　目前，空间经济活动的宏观表现，也即空间经济结构成为空间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在坚持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前提下，本文梳理了各个研究空间区位问题的学术流派对空间经济结构的认识与研究成果。结果表明，各个学派一致认为“中心-地方理论”(Christaller,1933; Losch，1940)所描述的空间经济结构是标准的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但是至今没有哪个学派声称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成功地刻画了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本文认为，在理论建模上最为擅长的空间经济学派，由于其固有的研究范式，也即无限规模经济和无距离维度的“冰山”运输成本假设，使得理论模型具有多重均衡性、内生的不对称性以及“突发性”集聚，从而不会出现内部集聚均衡现象，以至于“空间层级之谜（Krugman，1996）”至今没有揭开。　　为了更好地探索空间经济结构的分布特征，本文首先归纳了产业集聚的主要机制，并进一步探索了两个影响空间集聚的因素:行政层级与房地产。从理论上探讨了行政层级之间存在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一致而产生的财政转移现象。一般均衡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所形成的初始的不对称，使得空间集聚缓慢进行，从而出现内点集聚均衡。本文把与不可流动要素土地高度相关的房地产引入模型，结果表明，即使存在“拥挤效应”，产业集聚也是突发性的。但是，本文成功的刻画了，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时，产业开始扩散，而且扩散是缓慢进行的，存在内点集聚均衡，从而存在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的空间。　　为了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机理，本文构建了一个有限规模经济、空间竞争与多层级结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在一个线性空间内在初始的行政层级体系下刻画了一个具有有限规模经济的差异产品生产行业，差异品之间垄断竞争，由于运输成本因素，不同地区同产品之间存在空间垄断竞争。理论结论表明，规模经济大小决定了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行政层级基本决定了空间层级,税收大小决定了空间集聚程度高低，运输成本的下降促进空间集聚与竞争。　　在无限规模经济情况下是否会出现多层级结构呢。本文把标准的FE模型(Martin and Rogers，1995)扩展到3区域，结果表明，3区域间的集聚是突发性的，要么对称均衡，要么完全集聚。本文还构建了一个包含2个垄断竞争行业在内的3行业2区域模型，结果显示，尽管替代弹性不同导致2个垄断竞争产业的集聚速度不同，但是先集聚的产业导致区域间的不对称使得后集聚的产业迅速完成集聚过程，从而产业集聚是完全的，不存在多层级现象。　　为了探索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的特征与形成机理，本文选择了类似“孤立国经济”(Thunen，1826)——四川盆地。通过随四川盆地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史的回顾，以及对当前空间经济结构特征的判断，我们得出，四川盆地是一个封闭的、自成体系的、以成都市和重庆市为“双核心”的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尽管理论上无法把空间距离远近不同纳入模型，但是四川盆地空间集聚状况随着距离“双核心”的距离而衰减。此外，四川盆地的空间集聚状况、要素区位选择、产业区位选择等空间行为对行政层级、地貌、本地集聚程度以及市场潜力等因素十分敏感。依据齐普夫定律，本文对四川盆地1988-2008年间空间经济结构变迁状况进行估计，结果显示，1990年前后向大城市集聚，1993-2000年间空间经济趋于分散，而2000年后又一次向大城市集聚。本文认为，这一变化规律是四川盆地产业升级在空间经济分布特征层面的反映。　　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借助有限规模经济和随距离而变化的运输成本假设，本文得出了多层级空间经济结构。(2)借助房地产所产生的“拥挤效应”，本文成功地刻画了产业缓慢扩散现象;(3)借助数值模拟，本文成功地展现了产业份额的动态变化趋势，从而避免了剪刀图解的复杂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