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国家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信用中国”建设步伐。因此,加强对信用的保护,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我国现阶段通过《民法总则》中的名誉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信誉保护信用,这两种保护方式有其可取之处,但对于信用而言过于片面,保护不够周延。适逢《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探究通过何种方式对信用进行保护、信用权利化是否具有正当性、信用权利化后如何构造等问题,是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完整的必要条件。立法没有规定明确、完善的保护方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裁判依据不统一,因此探究一条更为合理的信用保护路径尤为必要。域外有多种保护方式,相较之下,《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等规定的信用权的保护方式更为合理,而且多位学者如王泽鉴、杨立新、王利明和吴汉东等教授均呼吁我国应创设信用权。信用权是以享有在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社会评价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它与权利主体不可分离,具有人格属性,同时作为一种经济能力评价,体现财产价值,具有财产属性。因此,信用权的性质应当为界定为双重属性,如此界定对信用的保护也更为全面。信用权保护相较于其他保护方式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且信用权与其他权利界限明确,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有安置余地,具有创设的可行性。若对一项法益形成完整的保护,需要从确认权利与规定救济两方面实现。无救济则无权利,探讨对信用权的救济是保护信用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侵害信用权的救济方式有三种,包括不当得利、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最合适的是侵权责任的救济方式。基于信用权的双重属性,损害赔偿应当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综上,以期通过创设信用权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护主体的信用利益,构建良好的信用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