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方都更加关注知识经济,经济竞争作为一个线索,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的来源,那就是知识。知识可作为世界上一种正义的力量,一种创造利润的力量,以及一种经济武器来使用。无论如何,对那些欲在全球市场上寻求权力和影响力的国家或个人而言,知识保护至关重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是保护发明人利益,因此需鼓励创新。虽然大多数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但在这些司法管辖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未得到统一执行。执法不力自然会形成潜在的垄断局面。这是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对立。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与鼓励市场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竞争,因为垄断合法化会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但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同样也会消弱创新动力,使得市场停滞不前。这一思想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知识产权和竞争都追求同样的结果,即为人民谋福利。然而,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知识产权法只是竞争中一系列可用的工具之一,这些工具有助于两个达成合理平衡,从而实现特定国家竞争政策的总体目标,进而实现其经济目标。作为一名在中国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本研究旨在比较中国和澳大利亚在竞争法规下存在的知识产权滥用法律。比较的目的是根据分析各自优缺点阐明两国可改进的领域。第一部分提供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知识产权滥用的基础。然后概述了知识产权的特征,并概述了中国、澳大利亚以及全球司法管辖区所使用的典型保护措施和常见的滥用类型。至关重要的是,通过一个关键类比来探索竞争与创新之间反直觉的相互作用,即法律垄断并不等同于经济垄断。第二部分,中国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与执法。首先,在对现代法律的实用性和相关性进行研究以确定它们是否履行了其职责之前,本文借鉴了现行制度的起源。总体来说,这些法规在法律意义上不可取。一般来说,这些规定似乎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然而,这些法律必须与国家的某些经济目标同时存在。冲突通常会导致更大的经济目标优先于具体的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这个阶段,最终结果是关键,而不是绝对正确的起草条例。第三部分采用与第二部分类似的结构,重点介绍澳大利亚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相应立法和执法措施。澳大利亚属于普通法体系,其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与中国相比,这种人口结构似乎导致了一种不同的执法方式。也许是更容易管理的,因为人口较少。然而,中国法律体系在反垄断法下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处理方式,或许值得与其进行比较。第四部分比较了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各自竞争法规下的知识产权滥用制度,并比较了这些规定的实际意义。比较得出了两国所共有的消极和积极的特点。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中澳两国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