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犯罪预备的处罚,我国现行刑法采取在总则中设立一般规定的立法模式。这一模式维持了我国旧刑法关于犯罪预备的规定,是以往立法粗疏的明显表现。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只有极少数性质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才受到刑事追究,我国刑法采取的这种一般规定的模式,使立法规定的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远远大于司法实践中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形成了名不副实的局面。应当承认,在犯罪预备立法上,我国刑法是存在立法过剩与虚置的缺陷的,所以参照国外的相关规定以完善我国的犯罪预备立法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由此我也认为,理论上系统研究犯罪预备具有重大与深远的意义。全文除导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对国内外犯罪预备立法的史实描述,该部分分别对国外犯罪预备立法及中国古代封建刑法的犯罪预备立法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对两者的异同作了深刻归纳,同时该部分也对当今各国关于犯罪预备的立法规定进行了必要的分类阐述。论文的第二部分结合我国刑法中的犯罪预备立法规定,认为对犯罪预备的完整内涵的理解,应从客观特征与主观特征两方面予以同时把握,并对“为了犯罪”的立法表述作了文本分析。该部分也基于中外刑法理论对犯罪预备行为不同的概 i<WP=4>括和评价,对犯罪预备理论上的分类进行了研究。最后本部分通过对犯罪预备与故意犯罪行为、故意犯罪过程、故意犯罪阶段、故意犯罪形态及预备犯等概念的关系厘定,得出了合理的犯罪预备的性质与内涵。论文的第三部分是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及犯罪未遂等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分标准即实行着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从而在比较中更为准确地把握犯罪预备的行为性质与内涵外延。论文的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这一部分我对我国犯罪预备立法模式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该部分首先对预备犯可罚性的理论依据和预备犯的处罚原则作了简要的理论叙说,并对各国关于犯罪预备的立法态度及立法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作出原则性规定,而分则中没有任何关于犯罪预备具体规定,因此我国刑法对所有犯罪的预备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除外)都根据总则的规定一律予以处罚,此种立法模式具有较大的缺陷。在分析其缺陷的基础上,我对造成该局面的立法原因作了深入阐述。文章的最后,对犯罪预备的立法我提出了我国刑法应当构建“总则与分则结合规定、分则规定独立预备罪和必减其刑”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