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伴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逐步转变,中国生育率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十年内便完成了生育数量上的转变,1990年代初已降至生育更替水平。 然而,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因素和生育控制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实现的,而且生育控制因素又是在经济社会因素的强大推动下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因素不仅对生育水平产生直接作用,而且还通过影响生育控制因素发挥“传导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生育水平,这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相对复杂性。就中国整体而言,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且中国各省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生育率的省区间差异也较为明显,但是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各省区生育水平下降的起点不同、速度不等、降幅各异,这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动态相对性。 中国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相对复杂性和动态相对性,加之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客观滞后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和分析指标的多样性,且必须从“中国生育水平在时间上的变动和空间上的差异”的二维视角来进行论证。运用这一视角研究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控制”阶段或者说研究从“控制”到“稳定”阶段转变过程中的19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对于当前“统筹”阶段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鉴于总和生育率指标不受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文章在进行文献述评并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首先对“四普”到“五普”的一般生育率进行分解。通过因素分析发现,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的下降(而非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变动)是这一时期中国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年龄结构是一项人口学特征,而育龄妇女生育不仅是一种人口行为,更是一种经济社会行为,必然会受到所处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论文实则是分析人口学因素以外的经济社会因素对育龄妇女生育这一经济社会行为的影响。 根据生育率转变理论和中国生育率转变实际,文中选取了6个表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3个测度生育控制影响的指标,通过过滤生育行为变量对生育水平的“截流效应”,构建了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模型。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分析的可行性,论文分别提取1990年、1995年和2000年3个年度全国29个省区的经济社会因素指标数据,以及1990年和2000年2个普查年度的生育控制因素指标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排除各个经济社会因素和生育控制因素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通过“降维”压缩,综合为相关年份的经济社会指数和生育控制指数。根据数据的时间“刷新”效应和变量“时滞”效应,分别假设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迅速发挥影响的当期效应,以及分别滞后5年和10年的延期效应。根据经济社会指数和生育控制指数以及生育水平三者之间所形成的递归因果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按照单向递归因果多因素综合路径分析的思想求得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和最终结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从而得到经济社会因素和生育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直接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因素通过生育控制因素进而对生育水平所发挥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之和即为总影响,通过比较经济社会因素和生育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总影响,解析出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代初,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略微超过生育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到1990年代末,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已远远超过生育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而生育控制因素作为一项制度政策因子,在影响生育水平问题上,似乎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经济社会因素有许多,而且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在分析1990年代中国各个具体的经济社会因素变量和生育控制因素变量分别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此为间接影响)时,它们之间构成结构方程模型。依照路径分析思想,通过运用Amos统计软件对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的单因素结构方程分析发现,在所探讨的6大经济社会因素中,“人均GDP"、“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第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重”和“每十万人拥有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等始终对生育水平发挥重要的间接影响,而且“人均GDP"、“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和“第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重”的间接影响作用在逐渐增强。因此,当前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同我国现阶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不谋而合的。 同时也应当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极易反弹；另一方面,生育控制因素的生育弹性系数均高于经济社会因素的生育弹性系数,一旦对生育控制因素加以强化,其作用往往会立竿见影且影响巨大。为此,文章根据经济社会因素和生育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控制下的避孕”生育率综合因素决定论。 不同省区的生育水平最终是由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些地区的生育水平在一定时期、一定发展阶段,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可能还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其生育水平也较高或者与之相反的特例。通过对广东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下的较高生育水平进行分析发现,超越或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育水平现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控制下的避孕”生育率综合因素决定论的有益补充和完善。这一理论既能诠释一般生育经济现象,又能论证特殊的生育经济案例,是一种能够站得住脚、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理论。 然而,生育控制因素毕竟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生育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影响作用的发挥最终取决于经济社会因素。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抓好抓紧人口和计划生育。在“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控制下的避孕”生育率综合因素决定论的指导下,能够将经济社会利益渗透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当中,并迅速对生育水平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通过构建“生育利益博弈”并进行经济博弈分析,政府在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调控人口、促使人们转变传统生育观念、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管理心理学中的“强化理论”和“双因素理论”,建立健全奖罚并举、以奖为主的“正负强化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或者建立健全激励保健并举、以激励为主的“双因素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或者双管齐下,将两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有机结合。 文章最后在进行归纳总结并做出客观评价后,分别从城乡、孩次、微观社区以及适度生育水平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类指导、生育政策因地制宜等方面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