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三部立意批判、怪诞不羁、讽喻夸张且感时忧国的小说: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老舍的《猫城记》。在想象力相对匮乏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它们作为“异类”存在。在文学与政治关系较为密切、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它们的处境显得尴尬、暧昧。我们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结合其研究史,探寻它们被遗忘的原因,即传统审美习惯的无形引导和左翼思维的直接影响,其最大的价值也正体现于它们对当时左翼思维的突破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坚持。可以说它们属于实验性质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对创作个体而言,它们更多的是提供了某些经验教训,帮助他们寻找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同身份的三位作家在处理同一题材时有共同的指向,也各有其言说的重点,他们在各自的文化政治群体里做了相当的调整。这三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情节小说、寓言小说特色,如果仍以现实主义原则去要求、限制和批判难免有失公允。从这方面说这三部小说的研究史对文学研究有着不可忽略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