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早已注意到“言之不足”。先秦诸子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形成了老庄“道不可言”，《周易》“书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魏晋之际，浩荡的名理之学催生了言意之辩。魏晋玄学在两层意义上进行了辨析：荀粲、欧阳建在言能否尽意层面上；王弼、嵇康在言如何尽意的层面上。但这毕竟属于哲学范畴的探讨，它首先要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美学方法论。在这转变中，通过对圣人有情无情的探究，树立了“诗缘情”的中国艺术本体论；在“立象以尽意”的影响下，中国美学建构了意象，并在其后与佛学的合力下，创构了意境。但无论是意象，还是意境，都是对语言有限性的超越，对含蓄、蕴藉的艺术理想的追求。同时，受王弼“得意忘言”玄学方法的启迪，形成了以“会意”为主的中国美学鉴赏论。但探讨并未就此为止。言意之辩所促成的中国美学“意内言外”的思维方式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进行了终极的追寻。这个追寻从创造主体上树立了言为心声的艺术表现论，从诗性智慧上确立了中国诗学原创范畴——兴，并对其所达到的“言尽而意无穷”的整体审美进行了功能性的概括，孕育了“味”“韵”“趣”等美学范畴。最后，“意内言外”理论还在清代词论的“尊体”“立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言意之辩贯穿了中国美学的创造论、方法论、鉴赏论、作家论，意义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