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破坏手段与新的生产经营样态不断涌现的当下,破坏生产经营罪正面临着深刻的适用危机,对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立法的完善研究。破坏生产经营罪诞生于97刑法,脱胎于79刑法中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在79刑法中,破坏集体生产罪位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章节、以保护生产经营活动秩序的面貌存在,而在97刑法中,立法者将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并将该罪调整到了侵犯财产罪章节,破坏生产经营罪就这样拥有了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使命和全新的体系位置,开启了在新刑法中的新征程。然而,无论是旧刑法中的破坏集体生产罪还是现行刑法中的破坏生产经营罪,它们作为在现实社会中发案量并不算少的罪名,却在理论研究上都未曾得到过学界的重视,尤其是破坏生产经营罪被立法者放置于财产犯罪一章后,由于财产犯罪章节本身存在大量实践常见常发罪名（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等）,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研究重点也基本都放置在了这些实践常用且存在适用疑难的罪名,在此情形下,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生存处境”更显逼仄,而这也更加剧了该罪名在教义学研究上的贫瘠。鉴于破坏生产经营罪自97刑法后就未再进行过立法层面的修正,加之形形色色的新型破坏生产经营行为不断出现且普遍存在规制困难,故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规范内涵以及立法完善展开系统研究已显得极为必要——只有妥当解读本罪的处罚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本罪,也只有明晰本罪的处罚局限才能更好地对本罪立法进行修正完善。如此,破坏生产经营罪才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为更广泛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法治保障,而该罪在刑法中的意义与价值也将得到维持与彰显。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规范进行检视是研究本罪立法完善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明确该罪立法在当下的刑事语境中确实存有不足之处,相应的完善研究才可能做到有的放矢。经过检视可知,现行破坏生产经营罪立法存在着是否属于目的犯并不明晰、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存在区分困难、兜底表述解释方法多样、法定刑设置未反映出对财产犯罪的特定处罚、立案追诉标准缺乏明确性与合理性等不足,这些缺陷无疑已足以说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法确有完善的必要性。从罪量要素这一特殊视角出发研究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法完善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且,从罪量要素维度研究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法完善实际上体现出了对我国刑法所奉行的“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相结合的特色构罪模式的关照,这也能清楚表明本文是立足于中国刑法分则语境所进行的本土研究。透过罪量要素视角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法缺陷进行省思,我们可知罪量要素在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大致表现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罪量要素大多被规定在追诉标准中以及破坏生产经营罪罪状中的罪量要素未得到明确,其中,破坏生产经营罪罪状中的罪量要素未得到明确又具体体现为本罪立法规范中的“情节严重”缺乏统一解释以及追诉标准中的罪量情形在理解上均存在歧义,此外,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罪量要素“含量”明显不足,而这将会导致本罪的财产犯罪属性被弱化以及使得本罪与所属的侵犯财产罪章节不相匹配,而且,破坏生产经营罪规范中本应体现与该罪法益相对应的罪量要素,但立法者却忽视了这一点。立基于罪量要素合理建构的视角,我们可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法作出引入数额要素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将本罪的“情节严重”要素加以修改、引入罚金刑作为对本罪罪质与罪量要素的回应、将立案追诉标准适当转变为本罪的罪量要素等方面的完善,而为使破坏生产经营罪立法的本土完善研究更具实践性与完整性,我们或许还可考虑在本罪中增加“欺诈”作为新的行为方式,这一方面能够解决对新型破坏生产经营行为的规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节省本就稀缺的立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