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合同具有保护商业活动和补充缔约过失责任缺失的功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借鉴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预约合同的条文,形成了现今《民法典》第495条规定。预约合同通过《民法典》被纳入立法体系当中,成为被法律所认可的合同种类,在品读第495条规定时可以看出与之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相比预约合同的适用范围从买卖合同扩大到整个合同领域,并且删除意向书、备忘录作为预约合同的类型。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我国《民法典》对预约合同的概念、构成要件以及效力未做清晰规定,导致司法实践,特别是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存在同样的案子判决结果不一样的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法考察近些年法院审理的与预约合同有关的案件,认为与预约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于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上。具体而言: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方式是否可以选择强制缔约这一形式裁判观点是存有分歧;法院在界定预约合同案件中损害赔偿范围的划分大体有以信赖利益损失为主、以履行利益损失为主以及酌情考虑各种因素这三种思路;在预约合同中能否适用定金和违约金不同的案情会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并无统一的审判思路。为了深刻剖析预约合同法律问题背后的法学逻辑,探寻解决预约合同法律问题的出路,因此引入契约严守原则来证成强制缔约具有可行性,借助法经济学的效益理论分析预约合同损害赔偿范围的划分依据,通过文献分析法提出在预约合同中定金具有双重属性且违约金可与强制履行并用,并借鉴了域外国家关于强制缔约、损害赔偿范围、定金和违约金的立法例和实践经验。预约合同法律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分为四条路径。首先需要完善预约合同的条款规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规定预约合同的概念和成立要件,二是以合同条款的完备程度明确预约合同的效力。其次以类型化视角厘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再次可以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就定金和违约金的适用情形进行规定。最后可以尝试构建规范的预约合同案例指导制度,更有针对性地处理预约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类案异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