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区矫正机制的运行表现出对国家刑事政策贯彻落实和依靠政府行政化手段推进的明显特点,然而,从法治社会和人权保障建设来看,只有社区矫正机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运行,才是符合制度正义要求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理研究,以社区矫正机制的制度化、法治化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运用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思考社区矫正惩戒制度的法理意义,思考在对社区服刑人员惩戒治理的过程中,法治发展和人权保障之间关系互动的问题。社区矫正的法理研究,重在探索该制度的社会环境、规范知识和技术知识。作为对特殊公民群体社会管理创新,社会转型中的公民社会建设和社会风险治理成为其制度的时代环境。通过对刑罚执行公共理性和公民人身自由保障机制的反思,分析该制度的目标、功能和价值实现,成为对其规范知识的建构。从人权事业发展和福利社会建设的角度思考该制度中回归社会的各种促进机制,成为对该制度技术知识的有效探索。通过对社区矫正的社会环境、规范知识和技术知识的探讨,清晰看到：社区服刑人员权利保障的实现离不开其公民资格的法律确认,这需要在刑事惩罚机制和监管过程中去意识形态化管理,需要在刑事预防机制和回归社会过程中克服简单行政化倾向。从人权保障的视角来看,社区服刑人员权利保障在根本上依赖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法治化,有赖于制度本身所追求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安全之间平衡的实现。这种法治化建设的目标既在于对服刑人员监管中刑罚执行的法治化,也在于对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中社会处遇的法治化。社区矫正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其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人权保护的特殊性以及司法体制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法理研究应该采取一种多维立体全面的探索：需要从社会变革和治理的角度分析社区矫正制度产生的法理依据,需要从刑罚惩戒理性演进的视角来思考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法律价值,需要从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机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来思考社区服刑人员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需要从社区矫正社会处遇机制设计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来思考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权利救助。全文从结构来看,除了引论和结论外,本论部分共分六章、四个板块：第一章,“全面深化改革期的社会治理”为第一板块。通过对变革期社会结构、社会资本和社会矛盾的分析,发现社区矫正制度产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主要来自社会风险治理中制度的机制创新。在国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府放权、自我限权,培育社会自治平台和社会法治管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之中,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治化构架成为对特殊公民群体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创新。第二章,“社区矫正机制的制度正义分析”为第二板块。这一章也是全文论证的逻辑原点,从正义视角来分析社区矫正的法理,只有社区矫正制度在其动因、本质和功能的三重领域和三个维度上实现善治,才能真正健全和完善其制度运行,这也是社区矫正制度生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通过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系谱式的理论探索,通过对该制度在追求公正、权威和效益的价值与目标过程中的实践反思,社区矫正的法理正义能够获得直观的体验。第三章到第五章为第三版块。旨在从社区矫正制度的三个领域或三重维度来分析如何通过该制度来实现社会正义,换句话说,分析社区矫正的法理内核,从理论走向未来的社区矫正实践。在第三章“社区矫正制度的惩戒理性”中,以反思和深化社区矫正的惩戒理性建构为线索,以刑罚执行改革的人性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目标为起点,通过分析社区矫正的基本动因——刑事政策和社会控制任务的完成,社区矫正中安全与自由的价值平衡,以及社区矫正对改良刑罚、促进和谐与增进福利的功能,以此建构社区矫正的制度价值。社区矫正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对“犯罪人”个体权利和社会自由的保护。从各国刑罚惩戒的实践来看,监狱监禁刑在预防犯罪和降低重新犯罪率的功能发挥上已经遭遇到制度瓶颈,各种行刑社会化、人性化的措施机制,以及坚持“以人为本”和注重“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的矫治理念,日益成为各国刑罚执行理论和实践探讨的时代课题。社区矫正机制强调社会参与对服刑人员“再社会化”和个体权利保护实现的重要作用,这使得其在犯罪治理中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具体地阐述了“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机制的法治化”。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如果想从对待特殊公民权利保护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理论中走出来,那么在公民社会、法治国家和民主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建构社区矫正的惩戒理性,将是一个明智选择。社区矫正制度法理研究可以有效检视当前矫治机制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机制中适用前社会调查、奖惩和外出审批管理等机制以及各执法机构之间权力运行衔接的程序正义不足,比如听证程序的缺失、被害人参与机制的缺失等；包括社区服刑人员矫治机制中权利保护和公共参与的制度化不足,比如社会参与的行政主导、志愿者的失灵等现象。只有坚持社区服刑人员的公民权利保护为中心,实现社区矫正机制的正当程序,这种建构设计才能真正体现社区矫正的制度正义。第五章集中探索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机制的法治化”。这一章内容侧重思考社区矫正机制基本特质的另一面,即在人权保障的视野中通过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回归促进公民和社会权益的共同增进。社区矫正的制度功能,主要在于实现对服刑人员的有效惩罚,以及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目标实现。社区服刑人员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既来自刑罚矫治规范的程序化和法治化,也来自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权利的有效救助。社区矫正主体的法律地位政策化,执法机制的意志协调化以及服刑人员社会扶助管理的非程序化等等现实情况,导致了目前社区矫正机制司法性和法治权威的不足。社区矫正制度的目标实现需要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完善,当前服刑人员的个体社会资本和国家刑罚的制度社会资本重建机制不完善,也直接影响社区服刑人员的公民“充权”过程。在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共同体中,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发展出来的社会信任、交往规范和社会网络,对社区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显得十分重要。第六章“法治中国建设下的社区矫正”是全文的第四板块。这部分既是前面各章论述内容的自然展开,更是对前面内容的递进与回应。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法治中国涵盖了福利社会、法治社会和风险社会三重意义上的全面建设,一方面,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有利于推进这三重社会建设的推进,另一方面,这三重社会建设又分别为社区矫正的制度正义带来了法理支撑。在福利社会建设中,社会民主是社区矫正有效惩戒的政治道德基础、社会自由是社区矫正有效惩戒的法治理性目标、公共福利是社区矫正有效惩戒的社会正义要求。在法治社会变革中,权利保护的宪法化、机制建设的法治化以及开放的人权保护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必然路径。在风险社会治理中,相互承认、参与合作、国家社会协同治理是社区矫正功能发挥的制度保证。通过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法理研究,就惩戒、法治与人权三者关系而言,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社区矫正的主体、机制和对象的特点决定其制度建设必然嵌含于法治社会治理之中。社区矫正的防控、功利、福利和效益理念正逐渐改善刑罚执行制度对自由的关怀。契约式非监禁刑的自由,不仅仅是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目标,更是其公民权利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惩戒必须尊重这种自由,其受刑过程和回归社会过程都必须尊重法治程序和人权保障。同时,在社区矫正的将来实践中,权利保障优先的理念应该成为其惩戒理性的核心价值,社区矫正的开放性、分阶段法治建设应该成为其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惩罚和回归过程中社会参与机制的法治化应该成为其对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根本方式。在通过制度文明来实现社会善治的时代里,人权的发展需要更加宽容、自由和精致的治理术,没有法治精神、没有人权尊重的机制建设既可能成为一个制度严密但冷冰冰的社会管理,也可能成为一个制度精良但未必合乎人性的社会控制。社区矫正的法理研究旨在实现其刑罚执行和回归社会一体化机制的法治化推进,任何对个体尊严、平等和社会自由的关怀以及对公民权利和人权的保护机制都应该恪守在法治之下设计。国家和社会是两只各有优势且看得见的手,只有在国家和社会共同合作下,社区矫正的法治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合乎“人情、天理、国法”三者统一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