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并在90年代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和推行。20多年来的乡村民主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乡村选举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以一个普通村庄——豫东杨村为例,通过对杨村多年来的民主实践调查发现,在这样一个有着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协商合作传统的村庄里,以竞争选举为前提和基础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村庄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有效治理。相反,它带来的却是村民人际关系的恶化,个人主义盛行,合作精神严重衰退,村中矛盾冲突加剧,村组织工作效能低下。经过两届村委会选举后,由于上级政权不再支持杨村进行村民选举,经受选举动荡影响的村民也不再希望村委会选举。杨村停止村委会选举10多年来,村民关系逐渐改善,集体主义精神得以发扬,合作能力增强,村组织工作效能也有所提高。杨村的民主实践表明,中国乡村民主建设面临着新的路径选择。在解释乡村民主所遇到的问题上,要认识到中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现实差异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国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乡村民主困境的出现应该说是西方民主和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冲突的结果。一方面,“礼失求诸野”,今天的乡村社会作为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它带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建立在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之上的社会秩序对外来的西方民主仍不适应,对其具有相当的抵抗力。其主要表现在：宗族关系的存在对竞争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传统礼俗与以现代法理为基础的民主存在着冲突；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存在对个人意志为基础的投票具有一定的影响；乡村传统的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有着严重的冲突。另一方面,选举民主实践也对乡村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它造成了乡村社会集体主义精神的丧失；村民合作能力降低；乡村社会的分裂；乡村和谐关系的破坏；村庄周期性的社会动荡。而且,乡村民主在改善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方面能力有限。现代民主和乡村社会现实冲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从民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看,它是古希腊氏族血缘纽带解体、商业社会发展带来的个人主义兴起的结果。从民主近代复兴的社会条件看,无论是早期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还是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从事渔猎采集和畜牧业生产为主,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产生个人主义的土壤,它使西方文化具有个人主义传统,文艺复兴又使这种个人主义传统进一步增强,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社会流动性增大,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展开而并在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而确立起来。现代民主是建立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传统之上,适应西方社会崇尚自由、竞争的社会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这种竞争民主机制与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是相适应的。中国文明因生存环境的差异,走上了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先民较早地从渔猎采集转向农耕生活,血缘关系不仅没有充分解体,而且在土地上得以固化,产生于血缘关系上的伦理政治消弭了个人权利意识。农业生产本身就排斥竞争,严峻的生存条件、固化的社会生活使中国先民结成了亲密的团结互助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排斥了竞争,致使中华民族没有多元竞争的政治传统,而且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形成权威,产生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本主义的政治价值体系。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竞争聚合式民主,它强调保护和张扬个人主义,把个人理性看成是公平正义的标准,把个人理性深入到公共领域,并让公共理性服从个人理性,在公共领域只是实现了个人理性的简单聚合,却不能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正是对现代竞争聚合民主带来的过分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反思,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协商民主概念,试图约束过分的个人主义,加强公民相互间的尊重、理解、沟通、包容,重视政治互动中的价值偏好转换,以弥补竞争聚合民主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使个人成为理想的更具有公共精神、更宽容、更关心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公民。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间加强相互尊重、理解、沟通、包容的政治理念与中国乡村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和重视协商合作的文化传统有能够相通的一面。另外,它又体现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精神。我们可以在继承乡土社会的传统、照顾乡村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出发,把复兴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嫁接到乡村社会中来,并根据我们的现实需要对它进行必要的本土化改造,从而创建适合乡村社会的民主模式。当然,强调乡村社会引入协商民主,并不是要取消选举民主,只是说协商民主可能更适合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因此,中国乡村民主建设模式必须适当调整,即由选举主导转向协商主导,发展协商主导下的乡村民主。与此同时,针对选举民主在中国乡村水土不服的情况,积极推进乡村公民社会建设,切实提高乡村公民自主、自治意识,夯实乡村民主的社会基础,逐步地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使乡村民主真正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