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中,"Japanese Sinolog"一词可以翻译成中文：“日本汉学”或者“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其包涵的内容也许远不止这两个中文表达。它可能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或是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意指日本人采用自己的方式和眼光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作出的反应。笔者对此词的理解倾向于第一种指向,即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日本近代中国学”则系指1880年代到1940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包括部分其它人士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史研究)。近代意义上的日本中国学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在性质上不尽相同,它是在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识的近代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国别文化研究”。其最显著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其学术的导向。日本近代中国学在创建之初,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严肃的、认真的学术研究。但是,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日本元素逐渐占据了指导地位,愈来愈多的研究家抱有日本国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目的服务。背离历史科学的客观主义原则,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面对从客观主义走向反动的日本近代中国学,中国史学界其始因钦佩而表现出“倾听”和“学步”,其后亦因民族觉醒、文化自觉而逐步争取学术自立,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有接受有抵制,彼此交流,互相影响。终因其蜕变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工具而坚决抵制,少数纯正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日本也被边缘化,在中国也难免被忽略。文章分七部分呈现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回应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相关概述。主要围绕日本近代中国学产生、发展、蜕化、衰亡的过程进行阐释,找出中国学界反应的系列聚焦点；第二部分主要以清末支那史、东洋史作品介译及响应情况为中心,探讨“新史学”思潮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移植；第三部分是通过王国维、胡适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的交流和互动,分析“二重证据法”、“整理国故运动”形成、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对争论己久的古史辩运动与日本疑古史的关联问题,作进一步的厘清,肯定顾颉刚“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借鉴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第五、六部分集中突出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侵略主义成分的拒斥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应的焦点在于日本近代汉学家的侵华史观与满洲史地研究，结语部分则重点强调近代中日学术交流重要意义,分析指出中国史学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交流与互动中,中日双方学者所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心态。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范围和考察角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重点研究1890年至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1880到1940年代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认识与回应,从而把以前的“交流”或“传播”的研究向思想深层推进,并且回到历史现场,探讨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变化及其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