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所属学科的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的文化符号学与诗学研究,旨在通过文化符号学的视角,研究由艺术语言构成的文学文本,具体来说是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来阐释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以解析其小说独特的意义再生机制,努力探索一条经典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解读路径。本论文将以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复活》（Resurrection）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1922-1993）的文化符号学中的“对话机制”、“异质性”、“穿越界限”、“时空观”等理论,对三部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进行逐步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托尔斯泰也被誉为是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被视为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然而,学界又很难阐释这位伟大作家的创作与其宗教观之间的矛盾,往往觉得其宗教观有碍于他的艺术创作,甚至于不自觉地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宗教不仅丰富着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精神世界,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体裁和表现形式上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只有把托尔斯泰的创作艺术与他的宗教思想的精神探索融为一体,综合研究,发掘托尔斯泰创作艺术的内在机制,才能对托尔斯泰的文学艺术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论文的导言部分,简要概述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作为方法论,在研究托尔斯泰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学术界不同视域下的托尔斯泰研究,所呈现出的“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第二章旨在努力探索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时的精神历程,并揭示其创作中现实与精神对话之间形成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托尔斯泰将人与上帝同一的理想,等同于实现“自然至善”,使得小说文本,从表层上来,记载着“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生活,但却在深层展示着人物受宗教思想的洗礼,走向自然和谐的心理活动。由此,小说形成了生活与心灵双层交织和互动的独特对话形式,造就了小说双层叙述的独特艺术形式。第三章深入探究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的思想与艺术的互动,作家把上帝理解为爱与至善,与上帝的同一就是与“爱”的同一。在此基础上,该小说创作由二元对立走向融合同一,形成了一个中心由外向内编织的网状结构。第四章旨在探讨晚年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与艺术表现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作家从人类的精神本质出发,提出博爱、尊重、忍耐和救赎的“救世思想”。与此相呼应,在小说《复活》中,作家构建了“现实”、“上帝”、“自我”三个有限的空间层次,并以此来表现多维而无限的世界,凸显了艺术文本的空间模拟机制。第五章借助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发掘托尔斯泰小说创作及其独特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形成的缘由。论文梳理了托尔斯泰丰富的人生履历和创作历程,表明他一生在不同的符号圈之间不停地穿越界限,从符号圈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这就为作家创作的独特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论文结语部分主要指出,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中“天人关系”的嬗变,直接导致了三部小说的意义再生机制的形式迥异和变迁,同时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指出后续研究的可拓展空间。综上所述,本论文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托尔斯泰创作,主要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小说。据此,论文对托尔斯泰不同时期的宗教思想与艺术创作进行参照和对比,揭示三部作品在意义再生机制上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将洛特曼的理论建构与托尔斯泰的文艺实践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加深对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进一步理解,又能够加深对于托尔斯泰创作的认知,尤其是对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矛盾问题的阐释,为我国文学批评界解读文学经典,提供值得借鉴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