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是晚清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思想守旧的人物。由于他的思想和经历比较复杂,长期以来,人们对其颇为褒贬不一,甚至对其同一件事的评价截然相反。他早期在朝为官,留心时务,直言敢谏,颇有贤声;中年出任江苏学政,以经术造士,成就人才甚多;任满开缺回湘,主讲书院,一以在苏教士之法;甲午中国战败,他积极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兴办实业,议开时务学堂,并率先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从而成为早期湖南新政的参与者,在湖南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倡导和推进作用。但戊戌年间,却因反对湖南维新派而遭到非议,此后长期被人们视为破坏湖南维新的“顽固派”、“劣绅”。他治学门庭广大、博涉多通,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有学者称他为经学家、史学家、诸子学家和文学家。当时也有人将他与王夫之、王文清和王闿运等人一起,并称“四王”,或与闿运并称“二王”。他一生整理、校刻的文献多达五十余种,三千二百多卷。所刊书籍,大多搜采详备,校勘精审,刻印精良,为晚清刻印之冠,刘锦藻称“维持文献之功,阮元而后当推先谦。”但是,批评者或讥其“小学弗深”、“《经解》滥收”,或讽以“发明甚少”、“非著书,乃抄书”等等,又对其评价不高。本谱在王先谦《自定年谱》的基础上,以他本人的《文集》、《诗存》和《书札》为主要材料来源,参考《清史稿》、《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广采与他同时代人物的年谱、日记、书札、诗文集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补充材料数百则,力图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渊源、他一生的学术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情况。由本谱可知,他在学术上固然发明不多,也的确存在着贪多务博等毛病,但他明瞭治学门径,“于学术源流、治学得失,辨析至明”,其著述嘉惠士林,最便于学者,张舜徽先生称他是“清末一大学者”,确实如此。同样,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官吏和学者,他的思想中既有忧国忧民、求真务实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感激君恩、愚忠满清王朝的消极反动的一面。当维新派的激进言论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冲击传统纲常伦理的时候,他起来加以反对,其实是必然的事情。当然,他的思想和激进维新派、顽固保守派都有明显的不同,需要仔细加以区分。况且,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公开反对过南学会,他也并非攻击时务学堂的始作俑者。此外,《自定年谱》中许多事情叙述简略,甚至有歪曲、隐瞒之处,本谱亦作了补充或纠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