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送达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关系到案件能否正常审理、判决结果能否及时传达、当事人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随着民商事案件大量的增多,特别是司法改革深入开展,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愈发凸出,“送达难”问题一直是制约人民法院审判效率提升的重要问题。笔者通过W法院为样本,对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各种民事送达方式的运行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的送达方式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如:直接送达因当事人地址难以确定常变为“电话受领”;邮寄送达因为中国邮政开辟的法院专递导致使用率大幅提高,但当事人拒收或地址不准确退回现象依旧明显;电子送达被动化的立法设置过于保守;留置、委托、转交送达实际操作性极低;公告送达的使用无标准底线的现象。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了我国民事审判效率的提升。总体上看,民事送达制度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民事送达主体过于狭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送达主体的规定仅限于人民法院,忽视了当事人和我国行政机关可能在民事送达活动产生的主观能动;二是民事送达客体设定过于繁琐,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民事送达应该针对客体的不同采用分级式的送达手段,我国民事诉讼法也针对不同的送达客体进行民事送达方式的限定,导致法院进行民事送达的流程过于迂回,成本颇高;三是民事送达方式运行效率低下,我国目前在民事送达方式中依旧采用直接送达为主、其他送达方式为辅、公告送达兜底的运行模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代零距离的人民关系、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高速发展的科技手段,应当对民事送达制度进行重构,对民事送达的主体、客体以及送达方式多种角度进行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扩大民事送达主体,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特点,将当事人与行政力量纳入送达主体之中;二是统一民事送达客体,避免过于繁琐的分级送达造成民事送达的效率低下;三是改变原有的民事送达方式次序,将公告送达前置化、常态化以提高民事诉讼效率,同时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数字基础建设,加大智慧法院与国家各部门电子数据的联通力度,将电子送达作为主要送达手段,其它民事送达方式作为辅助送达手段。